本书是古希腊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法
律方面的代表作。亚里士多德的祖辈从医，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
公元前 367年，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创办的学园学习、
研究20多年，成为柏拉图最喜欢的学生。在长期的薰陶下，柏拉图的
学说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和柏拉图的《法律篇》
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师承”关系。但在更多的方面，亚里士
多德的学说是违迕师说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抛弃柏拉图以抽象的概
念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不赞成“哲学王”的主张，抨击“共产公妻”
的方案。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便离开学园。公元前 343年，被聘
为马其顿国王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这期间收集了大量有关各城
邦政制的资料。公元前 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郊外创办了自己的
学园—吕克昂学园，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这里写成的。亚里士多德留
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政治法律方面的主要名著有《伦理学》、《政
治学》和《雅典政治》。《政治学》的中译本由吴彭寿根据希腊文原
文译出，商务印书馆于1965年出版，1983年第三次印刷。全书共8卷
103章。

　　《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庸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一
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过度和不足是恶行的特性，
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从中庸之道的哲学世界观出发，亚里士多德在
书中阐发了包括法治、法律基本理论、宪政和部门法在内的一系列法
律学说。

　　亚里士多德倡言法治，反对人治，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系
统地提出了法治学说。他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第171
页）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个著名的命题。（第167-168
页）主要根据在于：其一，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的情况。不仅“常
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
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
和理智的体现。” （第169页）因为“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
（第 163页）而且“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和的权
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第169页）其二，法治
比人治正确高明。人治主要以个人的智慧、意志和能力来治理城邦，
法治则意味着以众人的智慧、意志和能力来进行，由于法律是由众人
制定，因此人治远不如法治正确高明。比如说，“许多人出资举办的
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酒席；相似地，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
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判断。又，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
扩，小池水少则易扩；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
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
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第163-164页）其
三，法治比人治稳定、可靠。法律不会说话，不能像人那样信口开河，
具有稳定性，而这正是人治往往难免之处。当然，法治并不排斥个人
的智慧，实行法治也要依靠人的作用。但必须有所限制，即“只在法
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第163
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
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
律，”（第199页）

　　《政治学》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律基本理论，涉及法律的定义、目
的、作用、分类，法律与政体，法律与自由，法律与教育等问题，亚
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一种规章、秩序和正义的体现，其目的及作用在
于谋求城邦全体公民的“公共福利”，使他们“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
的[永久]制度”。 （第138页）从法律的性质、地位来说，法律可分
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类；“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
威，所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 （第170页）依法律规定的内容来区
别，法律可分为基本法（城邦宪法）和非基本法两类。在法律与政体
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律与政体的统一性学说，认为法律
决定并服务于政体，与政体是一致的。在法律与自由关系问题上，亚
里士多德主张必须把自由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民们都应遵
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被看作
[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 （第276页）这一理论后
来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在法律与教育问题上，亚里士多德
调教育少年儿童是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立法家的首要责任应是在全
邦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人如果轻率地口出任何性质的恶言，他就
离开恶行不远了。对于儿童，应该特别谨慎，不使听到更不使口出任
何恶言。凡不顾一切禁令，仍然发作秽亵的语言和举动，必须予以相
应的惩罚。”（第403页）

　　在宪政学说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中产阶级执政
的共和政体。他说，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分为极富、极贫和中
阶级三部分。而极富和极贫的人们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前者常逞
强放肆而犯重罪，后者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中产阶级则没有这
些恶行，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因此，“最好
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 （第206页）“就一个城邦
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第206页）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最好的政体应由议事、行政、审判三要素构成，
行政和审判机能都从属于议事机能。这种共和政体的宪政学说，对中
世纪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资产阶级
的分权理论就与它有着渊源关系。另外，《政治学》还论述了部门法
的有关理论。以刑法而论，它论述了犯罪的根源、犯罪的种类和相应
的救治方法；在诉讼法方面，书中论及到陪审制、审判程序、判决方
式等问题；在民法方面，论及到财产所有权、债权、继承权等一系列
问题。

　　《政治学》是西方法学的奠基之作，它所阐发的法律思想，在法
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其许多著名论点和原则为后来的政
治思想家和法学家所继承和遵循，可以说，后来的形形色色的剥削阶
级的法律学说，绝大多数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渊源。而它作为古代西
方法律文化遗产的高度概括，也是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所特别注意研究
的。
　　　　　　　　　　　　　　　　　　　　（史彤彪）

　　参考书目：《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

　　说明：本文由叶宗斌先生打字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