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清末律学家薛允升编著的重要著作。薛允升，陕西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人，字云阶，又字克猷。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
历任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刑部尚书等职。他前后
任清代刑官近40年，博览群书、精通律学，成为清代末年著名律学家。
主要著作有《唐明律合编》、《读律存疑》54卷、《薛大司冠遗集》
2卷等。

　　《唐明律合编》共30卷，是一部对唐律和明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
作。本书在编次上以时代先后为序，每卷仍按原有名目，先列唐律条
文再列明律，还附有唐明两代有关的令和条例，以分析律文源流，比
较宽严轻重，论其成败得失。推崇唐律，批评明律，这是作者贯穿于
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而贬抑明律的本意，实在于批评清律。作者在
自序中谈到，明律中“仍照唐律者固多，而增减亦复不少，且有删改
失当者，他不具论，即大群罪名已增多至二十余条”；作者“仿班异
同及新旧唐书合钞之义，取两律之彼此参差轻重互异者，逐条疏证，
以类相从，命之曰唐明律合编”。在例言中，作者对专取唐明二律加
以比较的缘由作了解释：“历代各有律顾，专取唐明之律而论断之，
其他均未之及者，何以？历代之律俱亡失无存，而此二律依然具在，
故也。”他对唐律推崇备至，说：“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
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裿踳驳之弊，且以刑杀之书而
慈祥恺恻之意时时流露于言外。”他认为明代修订法律时，名为遵循
唐律，实际上进行窜改，致使唐律面目全非，名存实亡，下所谓“明
律虽因于唐而删改过多，意欲求胜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远甚也”。
因此，有必要将唐律与明律汇编在一起，逐条疏证对比，以便让后人
了解其间的得与失，吸取教训。

　　在唐律与明律的具体条文对比、疏证方面，作者基本上都持贬抑
明律、褒扬唐律的态度。比如，作者认为明律有颇多疏漏之处，在卷
四中，他将明律的“常赦所不原”条文与唐律的类似内容作了比较，
而后评论说：“犯罪之事多端，其人亦品类各别，会赦免罪自应各从
本色，是以有蔽匿不首及改正征收等法，非谓一经遇赦即可无庸置议
也。明律只言若者不原、若者赦宥，此外并无明文，而例文内有追取
改正一条，则定律时之疏漏盖可知矣。明律之不及唐律皆此类也”。
作者认为明律的一些规定一味从严，与古法不符，在卷十七评论明律
对“谋反大逆”罪的处刑规定时，说：“此律所云即汉法所谓夷三族
也。唐律无祖父及孙一层，与汉律大略相同，而伯叔兄弟无死罪，较
之汉律尤属从宽。若如明律所云，则五族而非三族矣，一味从严均与
古法不符。再汉律只言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曹魏时改为不及
祖父母孙，甚至兄弟之子亦予骈诛，此则任意为之矣。”作者认为明
律与唐律相比，有些地方宽严失当，卷十九在分析唐明律关于窃盗计
赃规定的差异时，指出：“按唐律凡计赃定罪者俱有累倍之法，窃盗
亦然。明律其益并赃之法与唐律同。一主为重之法，则与唐律迥异。
唐律疏议云，于一家频盗及一时而盗数家者，并累而倍论；若一处赃
多累倍不加重者，止从二重而断，语意极为明晰。明律节去累倍不加
重等语，只以一主为重，未知其故。受赃门载有折半之法，即倍法也，
余不多见。此法废而不用，后遂有以次数计以人数计之例文矣。改古
之失，又一端也。唐律治盗贼之法本轻，窃赃虽多亦止加役流，三犯
徒者方拟流罪，三犯流者方拟绞罪，非过宽也。盖知重法不足以止盗，
故不严立科条，其不专尚刑杀之意自在言外。明律三犯不问赃数多寡，
即拟绞罪，未免太严；而计赃无累倍之法，则又未免太宽。例内杖罪
有三犯，而徒流以上无三犯，及三犯以后再行犯窃，不以三犯论，尤
与律意不符，欲求宽严得中，其惟仍用唐律乎。”作者在论证中还广
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雷梦麟的《读律琐言》、陆柬之的《读
律管见》、明王肯堂的《律例笺解》等，都大量予以引用。

　　本书刊行后曾经有过好几种版本，对比看来，1922年徐世昌校刊
的退耕堂本较好。

　　《唐明律合编》是对中国古代法律加以比较研究的一种尝试，是
一部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的史籍。       

　　　　　　　　　　　　　　　　　　　　　　（刘志）

　　说明：本文由叶宗斌先生打字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