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清末法制改革的倡导者沈家本的著
作。沈家本，字子淳，别号寄簃，清代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光
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历任天津知府、山西按察使、刑部左侍
郎、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沈家本在刑部供职期间，就浏
览了历代法典和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学文献进行了大
量的考订工作。1902年清政府被迫变法修律，设立修订法律馆，派沈
家本、伍廷芳充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热心探索西方资产阶级法律
制度和法律思想，他或亲往欧洲各国，或派人东渡日本，进行考察，
了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历史和现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在沈
家本主持修订法律期间，把《大清律例》删改成了《大清现行刑律》，
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主持制订了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化的刑法
典——《大清新刑律》。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法
——《钦定大清商律》，以及民律草案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近代化的
法律。

　　沈家本的著术十分丰富，著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22种、乙
编13种，还编有《枕碧楼丛书》12种。这些著作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寄簃文存》是《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中的重要著作之一，共
8卷96篇。具体包括：《卷一·奏议》12篇，《卷二·论》7篇，《卷
三·说》8篇，《卷四·考》15篇，《卷五·笺》9篇，《卷六·序》
21篇，《卷七·跋》13篇，《卷八·跋》15篇。《寄簃文存》系统地
表述了沈家本的法学思想。　　沈家本认为，实行西方的法治主义，
“举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新译法规大全序》），就能
使国家强盛。他以日本为例，加以证明，指出：“日本旧时制度，唐
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新译法
规大全序》）

　　沈家本沿袭先秦法家的论述，阐释法的概念，他认为：“法者，
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新译法规大全序》）法律的作用
在于治民与治国，“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旗人遣军流
徒各罪照民人实行发配折》）

　　沈家本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原则出发，针对
旗人犯罪享有换刑、减罪等法律特权问题，提出汉人旗人“一体同科”
的主张。他认为“法不一，则民志疑，……法一，则民志自清”。
（《旗人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实行发配折》）他还力主废除买卖人口
奴婢制度，提议：“无论满汉官员及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如违，
买者、卖者，均照违制律治罪。”（《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

　　在谈到正确执法的重要性时，沈家本指出：“设使手操三尺，不
知深切究明，而但取办于临时之检按。一案之误，动累数人；一例之
差，贻害数世，岂不大可惧哉？”（《重刻唐律疏议序》）那么，如
何才能做到正确执法呢？沈家本认为关键在于要有好的执法人。为此
，他主张开展法律教育，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他认为律博士一
职十分重要，不可缺少。“法律为专门之学，非俗吏之所能通晓，必
有专门之人，斯其析理也精而密，其创制也公而见。”（《设律博士
议》）

　　沈家本十分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对中国法理学不发达的原因进行
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法理学对于立法、执法和守法都具有很强的
指导作用，“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是则法之
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
（《法学通论讲议序》）。所以，每一个法，都要符合法理学的原则
，“若设一律而未能尽合于法理，……则何贵乎有此法也”（《论故
杀》）。对于古今以来，“法立而不守”的情况，沈家本分析其原因
主要在于“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
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法学盛衰说》）。
他痛切地描述了清代不重视法理学的现象，“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
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法学盛衰说》）。他
严厉批判了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时轻视法律和法学的错误指导思
想，认为在这种法律虚无主义影响下，“天下趋向之所属，令创此论
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衰也”（《法学盛衰说》）。
对于中国法学盛衰的原因，沈家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根据自己
渊博的法学知识和丰富的治法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法学之盛衰，
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
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法学盛衰说》）

　　《寄簃文存》集中反映了沈家本近代法律与法学思想，凝聚着其
十分丰富的治法经验，尽管其中存在一些封建纲常礼教等糟粕，但仍
不失为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珍贵学术遗产。

　　　　　　　　　　　　　　　　　　　　　　（刘志）

　　说明：本文由叶宗斌先生打字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