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地域来划分文化的话，在中国大体可划分为城市文化和农
村文化，这二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源于城乡差别。法治终究是建
立在一定的区域文化并由受该文化熏陶的人来实施的。因此，就要寻
找到法治与文化的契合点，既要使得法治能够大行其道，又要适度超
前起到导向作用。司法制度的设计在这方面处在“前沿阵地”，最见
功力、最能立竿见影。然而，在权利意识悄然觉醒和民主要求日益增
强的最基层，法治屡屡受阻，“上层建筑”还有什么理由不反躬自问
呢？另方面，理论界热衷于对法治的论证和美好蓝图的描绘，却少有
对广大农村投以一瞥。

　　阿Q“非礼”了吴妈之后，保长要阿Q赔款和买香上赵家赔不是，
全由保长说了算，阿Q只有俯首帖耳。且不论保长为谁说话并有敛财
之嫌，但其权威性在当地不容置疑，处理结果也确实使得“非礼事件”
得到平息，未庄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正是契合了当地当时俚俗和村
规民约，保了一方“平安”。美国最基层的法官有叫“治安法官”的
，在分布和处理案件的类型上，类似于我国人民法庭里的法官。虽然
“治安法官”处理案件动用的也是诉讼程序，但其“便民”程度让人
不感到是陷入了烦琐的诉讼程序中，这又类似于我国乡镇中的司法助
理员排解纠纷。大多“鸡毛蒜皮”就在这些“治安法官”那里给处理
掉了。老百姓对法治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决不是来源于理论家
的论证。只有在找准了法治与文化的契合点之后，司法制度以此为基
准进行设计，才有可能树立起法治的权威。

　　在审判方式和司法文书改革的浪潮中，笔者就听到一位基层法官
讲了一个故事：开庭时，叫原告宣读起诉状，原告说没带来，法官说
今天开庭你不知道要带材料来？原告说：我已把起诉状交给你了，我
还要带什么？法官只好说：我把起诉状“借”给你，你先念吧。之后，
叫原告就自己的主张举证。原告茫然：什么叫主张？什么叫举证？这
位基层法官的结论是，这样改那样改，在基层根本行不通！有个人民
法庭今年起已受理了800多件案件，另有400多件执行案件，只有一个
合议庭的力量，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笔者不久前用半个月时
间写了一份有改革意味的判决书，16000余字，基层法官说，我们也
这样做的话，别的事都别干了！可见，司法改革一刀切是行不通的。

　　纵观三大诉讼法，除了民事诉讼设了一个对老百姓来说也并非简
易的“简易程序”之外，全国各级法院均一体遵行，没有什么城乡差
别，也没有案件难易和类型之分，一律要走相同的程序。打不起官司、
耗不起精力和时间、花不起钱，成了老百姓不愿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
纷的瓶颈。

　　法治是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制衡，虽不
能指日可待，但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的一段阐述，我们似
乎看到了司法制度实质性变革的发端：“2001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出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提案，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政体，确保法院
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

　　注：1999年10月29日发表于新闽都。发表时标题被改为《法治也
　　　　要“入乡随俗”》；

　　另检察日报1999年10月27日亦登载此文：
http://www.jcrb.com.cn/html/1999/10/27/E19991027_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