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先后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并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从此，中央提出的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近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罗建平就此接受了记
者采访。

　　记者：中央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为什
么在十年之后的1991年又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并专门成立了中央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来推动这项方针的实施？

　　罗建平：中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比较早，到1991年为
止，各地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九十年代初
期，各地在这项工作上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少地区尚未落实到基层单
位，一些地方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文件中，或者是“说起来重要，
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一状况远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一
段时期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仍很严峻，刑事犯罪和其他治安问题
有增无减，不少地方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为此，中央决定加强这项
工作，是基于当时的现状提出的。

　　记者：从1983年起，我国实行对犯罪分子的“严打”，为解决社
会治安问题收到了明显的功效。为什么我们还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

　　罗建平：实行“严打”，也是中央从实际出发制定的一项维护社
会治安的重要决策。实践已经证明，不打不行，如果不坚持“严打”，
犯罪分子的气焰必然更加嚣张。但历史也表明，光靠打也不行，单一
的打击并不能根本改变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产生刑事犯罪和社会治
安问题，有其复杂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有国外境外资产阶级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社会矛盾增多，思
想政治工作薄弱，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这些决不是仅靠
打击就能消除的，必须全面加强综合治理，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才能
奏效。

　　记者：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应当说是我国独有的解决治安问
题的方法，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生活的一项重要组成部
分。您认为它有哪些方面的政治意义？

　　罗建平：从政权的维护上说，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坚持人
民民主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各种社会矛盾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办法处理，要用
思想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处理，才能有
效地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同时，综合治理也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
系的迫切要求，对树立党和政府的权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然，
综合治理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记者：具体地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括哪些工作内容？

　　罗建平：根据当时中央的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
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这些任
务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厂矿、学校、
企事业单位等。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各系统要齐
抓共管，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尽力防止因本部门工作偏差而对社会
治安造成消极影响，承担起减少违法犯罪、维护治安和社会稳定的整
体责任。形象地说，就是各单位要“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
办好自己的事”，一旦发生问题，就要酌情追究有关部门、单位直接
领导的责任。至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任务，就是
要研究有关方针政策措施，掌握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向委员会反映，开
展调研，总结交流经验等。

　　记者：作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各级检察院
在综合治理中的职责有哪些？

　　罗建平：检察机关作为政法机关，当然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根据规定的六项任务，检察院应当充分行使检察
职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活动，认
真查处侵权、渎职犯罪案件，结合办案开展法制宣传，做好服刑人员
的改造教育工作，对青少年犯罪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同时，
通过处理来信来访，注意发现和缓解、疏导社会矛盾。

　　记者：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安全感，
您对这一措施实行8年多的效果如何评价？

　　罗建平：应当说效果非常好，除了加强日常的综合治理工作，我
们每年还确定一些方面作为当年年度的工作重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集中、统一、有效的行动，逐步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有效地改善了
治安环境。

　　注：引自检察日报检察日报199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