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现在20年
过去了，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两法”的诞生、发展情况及其重大意义，
很有必要。为此，记者走访了长期参加“两法”起草研究工作的高西
江同志。

　　北京酷暑，在约好采访的那天，高老特意安排在他已经好久不去
的办公室。高老的解释让人感动：“我家里没有空调，所以让你来办
公室。对你的采访题目，我要认真地想一想，就让你等了一个星期
……”

　　记者：您长期参加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起草研究工作，值此“两
法”诞生20年之际，请您介绍一下“两法”的诞生和发展情况。

　　高西江：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经过长期准备后制定的。从建
国初期，我国就开始了“两法”的起草工作，几起几落，到1963年刑
法搞到33稿，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审阅过。刑事诉讼法也搞过
几个草稿，有代表性的是1957年5月稿和1963年4月稿。1979年提请全
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审议的草案，就是在过去起草稿本的基础上，在
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又系统地总结了新的经验，特别是“文革”中的
教训，经过反复研究修改而形成的。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经过认真
审议修改，通过了这两部重要法律。

　　记者：在制定“两法”过程中，有哪些问题争论得多一些？

　　高西江：在起草“两法”中，有争议的问题不少，这是正常现象。
在五六十年代，争论较多的问题是当时具不具备制定“两法”的条件。
有些同志认为，条件已经具备，应当早一点搞出来；有些同志认为，
条件尚不具备，要等等看。也有些同志认为，总则部分是一般的原则，
可以先制定，分则部分可分为若干部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由于认
识不尽一致，情况又在不断变化，因而总是搞搞停停，“文革”中则
完全停顿下来。到1979年，大家接受“文革”动乱的教训，迫切要求
加强法制，因而对于尽快制定“两法”问题，意见也趋向一致了。争
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两法”应当原则一些还是应当具体一些。
实践的结果是，有些规定比较具体，有些规定则比较原则。如分则中
的投机倒把罪、流氓罪、渎职罪等，都规定得太笼统，罪状不明晰，
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楚，法定刑有的幅度太大，有的（如渎职罪）则偏
轻，实践中不好适用。这些问题，在以后的补充、修改中才得到了解
决。

　　记者：在五六十年代起草草案的基础上，1979年起草刑法、刑事
诉讼法时，你们又有了几个草案稿？

　　高西江：这两个法律草案稿都只有修订一稿和修订二稿。彭真同
志平反后，刚刚复出，就主持立法工作，这两个修订稿就是在他的直
接领导下修改出来的。50年代的起草工作也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他
还是像以前那样，逐条、逐句、逐字地主持修改。

　　记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进行了多次补充、修改，请
您谈谈补充、修改的情况。

　　高西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宪法为依据，从我国实际出发，也吸取了外国的一些有益经验，经
过反复调查、研究而制定的，是两部符合国情民意的好的法律。但是，
由于制定“两法”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建
立，这就决定了“两法”制定之后，仍需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和新经
验的积累，不断地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这是当时已预计到的。因
此在“两法”制定之后，补充、修改较多，十几年中，国家制定了20
多个补充、修改“两法”的决定和补充规定，并于1996、1997年对
“两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体修订。刑法从192条补充修订为452
条，刑事诉讼法从164条补充修订为225条，使之更加全面、具体、清
晰，更便于适用了。

　　记者：请您谈谈制定和修订“两法”的重大意义。

　　高西江：1979年制定“两法”，1996年和1997年系统地修订“两
法”，都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大事，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中的两个里
程碑。在1979年制定“两法”之前，我国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制定
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逮
捕拘留条例等单行的刑事法律。因而当时办理刑事案件，是有法律者
从法律，没有法律者从政策。1979年制定“两法”后，实体法和程序
法都有了，办理刑事案件则进入主要靠法律的新时期。1996、1997年
对“两法”进行系统地修订后，法律规定更加全面、具体、明晰，使
刑事法制进一步强化。这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对于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加强刑事司法工
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