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作证
——审判日本战犯原首席检察员李甫山老人访谈录

本报记者 王彦钊
  李甫山,男,89岁。1950年任甘肃省检察署检察长,1953年任最
高检察署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最高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及伪满汉奸
“东北工作团”主任。1956年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
战犯时,作为首席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1979年任山西省检察院副检
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

  1956年6月至8月,最高检察院根据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进行
侦讯的结果,分别将其中45名罪行严重的战犯向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
庭提起公诉,并由法庭作出严正的判决;另将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
的1017名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宽大释放。这是共和国50年民主与法制
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深远国际影响。日前,记者
就此问题采访了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原最高检察院侦讯日本战犯“东
北工作团”主任、首席检察员李甫山老人。

  记者:据我了解,1945年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审判
过一些日本战犯。请您谈谈1956年我国审判的是哪部分战犯。

  李甫山:你说的不错,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
级战犯(如东条英机等)进行了审判,而1956年我国最高法院特别军
事法庭审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前,苏联红军在我国东
北地区捕获的日本侵略者,以及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捕获的
日本战犯,共有1062名。

  记者:审判日本战犯是如何提上日程的,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李甫山:1953年冬,周恩来总理指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
央考虑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侦讯任务由最高检负责执行。高检接受
任务后,决定由副检察长谭政文分管,由我主要负责。首先抽调了
200多名干部并在北京真武庙街举办训练班,同时制定出计划,我随
副检察长谭政文去政务院向周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当时我国关押日本
战犯有两处,关押地点都是机密。为对外保密,我们成立了“东北工
作团”,内设委员会,是集体负责制,由我任主任。

  记者:最高检察院对这批战犯做了哪些侦讯工作?

  李甫山:切实查清这些战犯的罪行,收集充分确凿的证据,做好
侦查定案,是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一环。遵照党中央指示的“严
格审讯,分别处理”,“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
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侦查工作方针,我们采取认罪检举和讯问相
结合,侦查和管理教育相结合的方法。高检院派调查干部奔赴12个省
市,搜集到各种证据 3万多件。根据侦查证实,这批战犯在侵华战争
中犯有严重的罪行,他们僭夺我国主权,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
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刑讯、囚禁、奴役
和毒化我国人民,强奸妇女等等。其中部分战犯还曾助蒋介石、阎锡
山进行反革命内战,犯有双重罪行。最高检察院规定了严格的定案标
准,经过严格的复核程序,定案后的全部侦查卷宗交给战犯们阅览,
允许他们提出理由进行申辩,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法制的严肃性和诉
讼民主的精神,使罪犯心悦诚服。前伪满司法官沟口嘉夫说:“我也
做过十几年的司法工作,这样认真的法律手续,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们一再表示认罪悔罪。

  记者:我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李甫山: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明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
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我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基本原则,
是我国处理日本战犯的法律文件。

  记者:我了解到,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您是作为首席检察员出庭
支持公诉的。

  李甫山:是的。1956年6月9日至20日和7月1日至20日,最高法院
特别军事法庭按照我国的法律程序,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对45名战
犯进行了公开审判。根据被告人犯罪事实和悔罪表现以及辩护人提出
的理由,特别军事法庭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律师辩护、被告人
陈述,最后作出了严正而宽大的判决,对45名战犯分别判处八至二十
年有期徒刑。可以说,审讯是公正的,判决是严正而宽大的,充分体
现了法律和正义的要求。这次审判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事业和国际
司法活动的重大贡献。

  在审判中,由我担任首席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的是人数最多且战
犯职务高的一案,即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等28名
被告人案。日本占领东北后,派遣了大批日本官吏到伪满洲国各级政
府任职,以实现侵略目的,伪国务院总务厅是伪满政府的核心,这28
名战犯是伪满高级行政、司法、警察官吏和日本宪兵军官。

  与此同时,最高检察院对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1017名战犯,
分三批宣布免于起诉,宽大释放。他们深受感动,回国路过天津时,
参拜了抗日烈士纪念馆并献了花圈,并以他们全体的名义向最高检察
院等单位献了锦旗,送了感谢文。

  记者:我国对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什么深
远的意义?

  李甫山:我国侦查处理日本战犯的工作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意义
深远。首先伸张了正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重罪行。
其次使一批战争狂人恢复了人类的理智,成为爱好和平的新人,这是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上创造的一个奇迹。绝大多数战犯都真诚地认
罪悔罪,被宽释回国后,他们曾共同发表悔罪声明,从事了大量热爱
和平的事业。直至1984年,他们还邀请当年中国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
员访问日本,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恩德。第三,扩大了中国在
日本的影响,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