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发动全民，在
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运动。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之
举。”

　　5月的北京，阳光灿烂，记者来到位于毛家湾的中央文献研究室，
与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曹志为作了长谈。曹志为虽未亲历那场
运动，但他掌握的丰富史料却让记者领略了当时的风云变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建设越来越重视。
从1944年在延安组织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1949年
3月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预防‘糖衣炮弹’，他一直都
在考虑如何避免‘由胜利产生骄傲，由骄傲产生腐败，由腐败而亡国’
的覆辙。”

　　但是，1951年下半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
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从1951年
12月10日以来的一个月中，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已发现的贪污人数
达1670人；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1951年一年内因管理不善，就浪
费损失汽油7000余吨；贸易部向苏联订购牲畜防疫药时，将3吨误写
为300吨，将出口订货单中的“米茶砖”误译为“黑茶砖”，造成损
失62亿元。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
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震动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就是突出的典
型。

　　“1951年11月，东北局、西南局、华北局先后向中央汇报开展增
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贪污浪费问题，这几个报告马上引起了毛泽东的
警觉。他在转发西南局的报告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事实是全党的
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
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
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
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现象，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
方针。’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
运动的序幕。”

　　自始至终，毛泽东对“三反”运动都极为重视。在“三反”运动
紧张的日子里，他经常亲临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会议，
听取汇报，夜以继日地批阅各地报告，代中央起草决议、指示、批语、
电报、信件等。曹志为粗略估计，整个“三反”运动期间，这样的文
件就达数百件。毛泽东不仅亲自制定方针政策，而且亲自督办落实；
不仅具体交待任务，而且明确指示办法。12月30日，毛泽东收到中南
军区第三政委谭政同志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电报。毛泽东觉得他
们的行动稍缓，即于元旦凌晨2点起草复电。指示他：“对所属各军
区的‘三反’斗争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要
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
报各处。”毛泽东还将来电中不妥之处加以修改，并指示派专人连夜
乘飞机将修改稿送到中南军区，以引起其高度重视。

　　1952年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
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督促指示全国党政军各部门展开打“大
老虎”斗争。不过，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
些过火行为，发生定指标、强拉硬凑，或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
伤害了一些好人。2月19日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打虎新预算
报告》的批语中，毛泽东指出：“你们在打虎斗争中关于‘可疑错，
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运动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
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
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中再次指出：“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
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到1952年3月，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审理、定案、处
理阶段。3月28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
庭的规定》，决定采用人民法庭的形式，便于集中时间和力量，严肃、
慎重、适时地审理重大贪污案件，以免延误时日，影响各项工作和经
济建设。3月31日，政务院批准颁发了中节委《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
款赃物的规定》，对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范围、办法及处理作了
具体的规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贪污条例》，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武器。5月9日，
毛泽东在代为中央起草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
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
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
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
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政
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至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
左右；对少数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态度顽固，给国家造成严重
损失者，给予了严厉制裁，其中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
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三反’运动对纯洁干部队伍、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开创了五十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而毛泽东对队伍建设的重视，他深刻的洞察力、雷厉风行的工
作作风、广泛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是‘三反’运动最后取得胜利的
重要保障。”告别曹志为后，在追思毛泽东伟人风采的同时，记者想，
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
制，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打击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活动，也应该是我们
现在反思这场运动时应该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曹志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从事党的文献研究和编辑
工作20余年，先后参加了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
文集》和《毛泽东外交文选》的编辑工作，并有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
著译多种，是《伟人之初》丛书主编、大型多媒体光盘《毛泽东》副
主编。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