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　据人民日报·华东新闻４月４日报道

　　　　　　　　　　　数个部委连遭质疑

　　“机场建设费该不该收，极品标识该不该立即停止使用，香烟该
不该明示生产标准？”近日，福建龙岩的法律工作者丘建东告诉记者，
他向国家五部委局递交的质疑上述问题的行政复议申请，正陆续得到
回应。

　　3月19日，丘建东收到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不予受理”回函，
当日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现在尚无法院的答
复；3月24日，他收到国家工商局“不予受理”的答复，当天向国务
院申请最终裁决；民航总局则至今没有回音。

　　与丘建东相比，1月份质疑铁道部“春运涨价”的河北律师乔占
祥似乎要幸运些。铁道部受理了他的行政复议，并在日前作出了
〔200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了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
间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实行价格上浮的通知。乔占祥对此复议仍存在较
大异议，3月末也将一纸诉状递交到了北京市一中院。

　　　　　　　　　启动“按钮”本身就有意义

　　“对于机场建设费的征收、春运车票涨价等，有意见者恐怕不少，
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想到使用法律手段呢？”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与
行政学研究所所长胡伟这样问了一句。他肯定这几桩“质疑”对于我
们今天的依法行政很有价值。

　　联系数年来“民告官”的法（《行政诉讼法》）虽有、却很少有
人“告状”的局面，胡伟感慨地说，这表明我们用法律来制约政府行
为、实现依法行政的意识还比较淡薄。

　　丘建东说，国家机关的“红头文件”如果不合理，可以通过他们
内部自己纠正，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手段来处理。但是，他“作为一
个普通公民，愿意从自己的角度来启动这个‘纠错’的按钮”。于是，
这位普通的法律工作者一直在寻找“法律的空白点和薄弱点”，促进
法制的规范与完善。他强调这是“帮忙”、是“补台”。

　　乔占祥则自信地认为，进行质疑这种举动“无论输赢，都将推动
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

　　据了解，在《行政诉讼法》刚颁布的1989年，济南市仅有十几桩
行政诉讼案件。10年后，这个数字就增加到800多件。在北京，去年
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较上年增加65％以上。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
多，说明人们逐渐善于运用这项法律赋予的权利了。而另一个可喜的
现象是，那些参与过行政诉讼或复议的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明显增
强。

　　　　　　　　　　“按钮”还应该更管用

　　对于1999年10月1日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像丘建东这样的人
应该是很有感情的。“是这个法给了我们告状的平台，我才能对‘红
头文件’提出质疑”。

　　在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
但是，“上告”只限于具体的行政行为。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
则将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即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也纳
入审查范围。上海行政学院罗峰说，这两部法律与90年代中期建立的
《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控权法的出现，是我国走向
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已过去的一个月的等待中，丘建东发现，“想通过公民
身份来启动这个‘按钮’还不能到位”。这一点，专家解释说，这是
因为现行的《行政复议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规定尚不完善。专
家建议，应该逐步取消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逐步将复议审查对象扩
大到规章甚至行政法规，还要进一步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扩大到
行政诉讼。

　　胡伟教授说，近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事的意义在于，我们正在逐步
地认识到，要真正完成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必须进一步加
强国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权不能大于法，政府机关和有关部门
都要有这种法治意识。

　　上海行政学院罗峰则提出，老百姓能够参与政治，并获得以相应
渠道表达的权利。但是，形成并完善比较制度化的监督政府行为的渠
道，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注：引自新华网2001年04月0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hina/20010404/4758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