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正在乌托邦研究理想国法。一日，忽得一中国传真，
上书某中央机构正在起草养鱼法，拟于12月到大洋国、乌托邦进行有
关考察，望我予以接待云云。这份传真搞错了我的姓氏，我由徐国栋
变成了许国栋，一看就很令我生气，拟不予理睬。说实话，我对法界
的人物如数家珍，说起来，俺在这个圈子里也小有薄名，连俺的名字
都搞错了，实在太不够同行情义；而我对发传真者的名字，清楚得很
呢！我的沉默招来了第二份传真，不理看来不行，于是我简单地回答：
12月，我的家小要来乌托邦与我团聚，无时间应酬他们。这个回复可
能被理解为一种暗示，于是，第三份传真告诉我，如果我愿意陪同他
们考察，养鱼法代表团愿意承担我的家小在乌托邦的旅游费用。这一
允诺实在诱人，我架不住私心杂念的攻击，于是答应陪同这个代表团。

　　我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太阳城，到伊加利亚的一家旅馆等到这个团。
他们一行五人，一人是养鱼法考察团团长；一人是全国知名的养鱼专
家；一人是英语翻译；一人是此次旅行的会计；最后一人是养鱼法起
草小组所属的中央机构的行政人员，平时的工作与养鱼或养鱼法毫无
关系，领导考虑到他这样的人平时没什么机会出国，照顾一下安排在
团里的。他们风尘仆仆，刚游览了美丽的大洋国而来。他们的兜里，
一揣着一份调查提纲；二揣着一份采购清单，不是关于养鱼或养鱼法
的专业资料的，而是关于乌托邦的美丽的轻工业产品的。当时正值圣
诞，相当于中国人的过大年，假期一溜老长，各种公共机构里连个人
毛子也找不到，于是，与乌托邦养鱼法研究所、乌托大学法律系养鱼
法专业知名教授的座谈计划只好取消。于是，我们开始了美丽的乌托
邦之旅，在这个国家的多数旅游胜地，都留下了中国养鱼法考察团以
及我这个陪同及家属的重重迭迭的足迹；在好几个城市的价廉物美的
轻工业品商店，交易频繁发生，代表团留下中国外汇；店主们交付乌
托邦货物。代表团的旅行箱，笨重起来。

　　最后，我们向太阳城进军，那是乌托邦的养鱼法研究中心，如果
在这个首都作不成考察，代表团就要在这里登机回国了。迄今未作任
何养鱼方面之考察的代表团在火车上焦虑起来，因为回国总得交一个
考察报告吧。经过一阵个别协商，团长向我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一，
听说我有一个研究养蛇法的乌托邦朋友，关系很铁，能不能请他牺牲
圣诞节的休假，与我们座谈一下。养蛇尽管与养鱼有一定距离，但两
者同属于养殖业，应有相通之处；其二，万一我动员我的朋友失败，
代表团决定与我座谈。正在闭目思考如何把安德雷阿那小子拖出来座
谈的我被第二号方案吓了一跳，连忙说明我是理想国法的专家，但对
养鱼法一无所知。团长说服我道：你在乌托邦吃了好几年的鱼，道听
途说，也该对该国的养鱼立法了解一二了，总比我们强。考虑到代表
团带我连同家小去了那么多美丽的地方，我不敢言不，只是我已暗下
决心，尽全力促成第一号方案之实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代表团与安德雷阿的座谈终于被我搞掂，后者
侃侃而谈，介绍了乌托邦如何以法律手段促进养蛇业发展的经验，我
担任翻译，代表团认真记录，不时发问。恰巧阿东和阿西正在跟安德
雷阿读博士生，他们刚刚翻译出该国的养蛇法第18条修正案，它被代
表团索走。代表团满载而归。

　　如今是1999年，中国的养鱼法还没有出台，这恐怕跟代表团的工
作方式有关。遥想清朝末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老百姓传说，
他们一到东京就一头扎进红灯区，考察报告花银子承包给通缉犯杨度，
杨度忙不过来，又转包一部分给另一通缉犯粱启超。这里不说杨、粱
二人为赚了几年的生活费而得意，只说五大臣携报告回国向老佛爷交
卸差事，佛爷大喜，《钦定宪法大纲》很快出台，效率也真够高的。

　　上面说的是后话。1998年，我结束了长期的留学生活回国，与南
方省的股份制考察团同机。俺也常读《人民日报海外版》，知道国内
股份制搞过了，走气了，便好奇地问你们什么不能考察别的，偏要考
察这已热过了头的股份制，团员之一的南方财经大学教师告诉我，我
们对欧洲的考察，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涉及一切美好的东西。

　　此语无耻而诚实。

　　但正是由于这样的考察心态，欧洲不知接待了多少中国考察团
——有些留学生成了中国考察团接待专业户，像杨、粱一样，赚足了
生活费，但中国的改变不大，城市中心的繁华大街仍是车河，简单的、
不用克服任何语言障碍就可见其好处的环城公路学不来；铁路卖来回
票学不来，更不要说累计票、长期票了；方便的银行服务学不来，人
人都得带着大把现金提心吊胆到处跑，等等，等等。

　　敝同乡屈原先生听了俺的上述故事后，作诗两行，诗曰：

　　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考察团之搞错考察目标！

　　　　　　　　　　　　　　　　　　　1999年11月20日武汉

　　注：引自法学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