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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十） 1959年5月，复旦大学教授、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之 一王造时先生，在上海市政协一届始次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指出：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民 主的体现，也就是它的内容。民主的原则，靠法律的制定，形成为公 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闻名今天 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关系作出 这样深刻而准确的论述，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但他的一蹶不振， 实始于此。 全国解放后，七君子中的几位君子，都到北京去做官了，王造时 却受到了冷落，把他放在上海，投闲置散，据说原因是王造时曾经反 苏，反苏，当然即是反共。 原来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在这 个条约中，苏联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日本则承认苏联在外 蒙古的利益，说穿了，他们把中国的土地，作了一次交易。这时中国 的抗战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王造时他们的救国会是以抗战九·一八 事变为中心的，苏联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肯定了伪满洲国，还 要救国会做什么呢？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干部，他们觉得不能不表示 一点意见，于是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书信。被邹韬奋称为“天真浪漫” 的王造时，欣然命笔。 这封非常婉转地向斯大林表示对苏日中立条约遗憾的信件，由王 造时起草，由张申府改定，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一份由王造时 送交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王世杰，一份由沙千里送交苏联驻华大使 潘友新。在信上签名的，共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 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等九人。 不料苏日中立条约仅仅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后来事实证明，当 日本人想通过苏联向盟国求和时，苏联不失时宜地对日宣战，迅速击 溃了关东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对苏日中立条约的意见， 被认为是一种反苏反共的意见，而且很快推到了王造时一个人身上， 甚至说是王造时拿了国民党的钱，于是王造时这个君子，只好缩在上 海了。1949年，史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工作时对王造时说：“党对你 有点误会，将来可以慢慢说清楚。”王造时也心照不宣，为自己定下 了一条规矩：少说话，少写文章。 到了1956年2月，王造时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上海市委 统战部长刘述周劝他积极一点，王造时提到了那封信的事，刘述周劝 他同各方面多谈谈，讲讲清楚就好了。有一次在沈钧儒家中聚餐时， 当时在场的有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王造时又提出了这 个问题，很不满意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史良说：“好了好了，不 要再说了，衡老（沈钧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件事情当初是我们大 家做的，由我们大家负责任，不能由你单独负责任。这时政治上的一 个错误。”接着，在座的都说，现在说清楚就算了。到了3月27日， 周恩来接见王造时，王造时谈了那天会上的情形，周说历史问题大家 说清楚就好了。周同他谈到了救国会，认为救国会过早结束，有点可 惜，可以恢复起来嘛。 这对王造时的鼓舞很大，后来在上海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上海的 政协会议上，王都就民主和法制问题，作了发言。1957年6月12日， 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恩来总理：二月下旬我晋京 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 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所涉及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感 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诚谈， 你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 民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 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 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 勤工作，无负盛意。 两月来，在毛主席和你大力号召下，各地逐渐展开了鸣放和整风。 作为一个开国的党，主动地、及时地发起这么一个全面揭发公开批评 的运动，来积极领导全国人民踏入一个崭新的扩大民主生活的阶段 ──这在人类历史上算是第一遭，最具体不过地表示了党的无私和党 的魄力。而您在杭州关于拆墙的谈话尤其是一种有力的形象说明，鼓 舞了千百万人民，鼓舞了我。 我对这个问题曾经百回深思，切感到两点最根本：（1）鸣放的 推行必要有步骤；但基层问题最多最严重，作为整个运动来计划，放 鸣的重点应当放在基层上。（2）解决矛盾，必须由端正思想入手， 但为了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这次运动似应掌握一个总方面──就是 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这两点看法，我最近在上海市 的宣传工作会议及政协会议上，分别提了出来，看到也就谈到，但不 知所见果有当否？兹检陈发言两纸，乞正。 今天一切离不开党，只有党才能领导我们一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爱党爱国的人都诚心热望着党整风彻底成功，更好地领导我们。 上面建议的两点在推行中，都必然是极复杂，极艰巨。首先必然依靠 党的坚强领导。目前党的威信正在高涨，即使有一些过激过偏甚至有 错误的言论，亦无足畏，予以恰当纠正之后，似应迅速鼓励大家继续 大胆揭露矛盾，则更足见党有雅量而且得人心。我个人如由可效绵薄 之处，望不吝随时函命。 让我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你致最景仰的敬礼。王造时上。” 可是，就是王造时写出这封信的当天，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开 始对王造时进行批判了。有一份由笪移今、张汇文、何海宴、刘焕文、 潘念之、傅季重、田汝康、吴常洛等十个人署名的《揭露王造时反动 言行的实质》文章中，揭露王造时有三个内容： 第一是反苏。除了上面在苏日中立条约上对斯大林表示遗憾的那 封信外，还有一点王造时是拉斯基的学生，而且翻译过拉斯基的作品。 拉斯基是英国费边社的执行委员，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们不 承认阶级斗争，主张缓进、一点一滴地改革，因此是反苏的。费边社 反苏，拉斯基当然反苏，王造时岂能不反苏？这本来是一种奇怪的逻 辑，可是我们长期在这种逻辑控制下，王造时当然也难逃此劫了。 第二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据说：“他一方面大肆宣扬资本主 义民主和法治，说什么美国的法治是认真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学 习，他极力支持右派分子杨兆龙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立法路线来反对社 会主义的立法路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经验来制订我国的重要法 典；另一方面他坚决支持章罗联盟所拟订的反动科学纲领。”据说： 王造时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 主义制度，从而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第三是从组织上玩弄争取群众的手段。据说“他以登高一呼的姿 态，披着为法学讲话的伪装，主张老法学人才归队论，挑拨这些人对 党和政府的不满。” 根据上面这些逻辑，他们认为“王造时就是这样有纲领、有计划、 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进攻。” 当然，恢复“救国会”，也是王造时的一大罪状。 复旦大学也是一个战场，复旦由一位有名的教授，一连串向王造 时提出了十几个问题，其中非夷所思地说王造时阻止女儿王海若入党， 说王造时指使陆怡去指控《新闻日报》夜班编辑部等等（这里我要加 个注，当时《新闻日报》夜班编辑部我在负责，从不曾听说有此等事 件）。想象的丰富，使王造时无法回答。 6月22日，王造时又一次写信给周恩来求助，可是这时反右的方 针已定，王造时再有什么办法也无法逃过这场灭顶之灾，他终于被划 为右派。从教授的位置上跌了下来。文化大革命，当然在劫难逃，说 他同复旦另一姓潘的教授，组织一个第三党，把他打成反革命一分子。 后来在狱中患病，被当作囚犯送往瑞金医院抢救未成而死亡。据瑞金 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王造时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王造时先生 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民主与法制的追求者，1957年他 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秩序， 以作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他的法学观点，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是既困于谗隙，又厄于反右，十年浩劫之中，竟致含冤莫白，被迫 致死。总计他的一生，先后四次入狱，然而不死于法西斯主义者之监 狱，却死于“四人帮”之手。国民党说他是“危害民国”，而“四人 帮”说他是“反革命”，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正使天下正人君子，为 之扼腕叹息！ （作者单位：《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