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7年，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黄道同志在《法学》第二
期发表了《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篇发表“无罪推定”原则的文章。从此，无罪推定与新中国的法制
建设和法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与黄道教授的人生旅途纵横交错。


　　铁犁（以下简称铁）：黄老师，您当时是如何选择了这样一个研
究课题？

　　黄道（以下简称黄）*1：建国初期，我曾担任过厦门市人民法院
刑庭庭长，1953年到华东政法学院学习。当老师讲授苏维埃刑诉法学
时，由于过去有参与刑事审判实践的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意识到
确立“无罪推定”观念是非常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1956年有一个
刑诉法草案下发各个实际部门和高等院校征求意见，里面亦有无罪推
定的规定。

　　但是，我国研究诉讼法学的同志，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看法不尽
一致。一些人赞成，一些人反对。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
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我深受鼓舞，当时三十岁出头，准备围绕
刑诉法学，先写一些单篇论文，然后汇编成一本专著。抱着这种目的，
我于1956年撰写了这篇文章，1957年年初投给了《法学》杂志。

　　铁：当时编辑部对您的论文是怎样评价的？

　　黄：潘念之同志担任《法学》主编，重视学术研究。对我的文章
只作了个别文字方面的技术处理，以最快的速度予以发表并给予最优
厚的稿酬。文章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有领导的鼓励、
读者来信的赞扬和同行的肯定。

　　铁：是不是“西线无战事”、“莺歌燕舞了”？

　　黄：那才不会呢！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就
开始了，“无罪推定”马上被当时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一些同志定
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认为它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立
场不稳的表现，因而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华东政法学院也奉
命召开了一系列批斗大会，北京政法学院有位颇有名气的学者还应邀
特意来到上海，当面对我的观点进行批判斗争。高压之下，我曾被迫
写了检讨文章。

　　铁：看来“右派”的帽子要戴在您头上啦！

　　胡韵琴*2：当时基层党组织已把老黄定为右派，上报院党委批准。
我当时担任教务党总支秘书，总支领导通知我换一下岗位，由另一位
同志接替我。但过了不久，又要我继续在党总支办公室工作。变来变
去的原因，是组织上一开始准备把老黄定为右派，我作为他的妻子，
不便让我参与、了解此事，所以要调换我，后来上面未批准老黄为右
派，因此我就不需要再调动了。

　　黄：我之所以未被打成右派，多亏了当时的中央文教组领导陆定
一同志和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雷经天同志的关注。反右斗争开始不久，
陆定一同志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工作汇报会议上，雷经天同志
将我的事情向陆定一同志报告了，并请示陆定一同志：“无罪推定是
个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陆明确答复：“我认为是个学术问题，
请你们转告文章作者，不要背包袱，要继续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你
们也应让他继续上讲台。”雷经天同志回到学校后，立即层层传达了
陆定一同志的指示，让人们不要再批斗我了。

　　铁：这样您就幸免于难了。

　　黄：虽然没有公开地定我为右派，但不知何时、也不知是何人决
定，在我的档案里塞进了“内定中右，控制使用”的材料，实际上把
我打入了另册。“文革”期间，我因宣扬过“无罪推定”，以把我作
为“漏网右派”被批斗。我历史清楚，过去是地下党员，坚信马列，
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因一篇学术文章被“内定右派、控制使用”二十年
之久！更让人痛心的是，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在司法机关由于宣传或
主张了无罪推定的观点，被打成“右派”。

　　铁：您现在怎样看待当年的那篇文章？

　　黄：现在来看，那篇文章只是从证据学的角度，强调了司法机关
的同志在搜集证据时要注意树立无罪推定的指导思想。根据无罪推定
的原则，一般的论述是可以得出三条诉讼规则：第一，不能以被告人
对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的态度不好，就对他作有罪的结论。第二，不
能以被告人的沉默作为他有罪的根据，同时也无权强迫被告人陈述。
第三，不能以被告人的虚伪陈述，作为他有罪的根据，被告人对虚伪
陈述，只要未构成诬陷罪，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可以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但那时的思想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在这方面
展开论述。这不能不说是那篇文章的一个不足之处。

　　铁：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怎样看待“无罪推定”？

　　黄：十年“文革”，“有罪推定”泛滥成灾，多少人被扣上“莫
须有”的罪名，屈打成招，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上至国家主席，
下至掏粪工人，都难逃“有罪推定”带来的厄运。粉碎“四人帮”后，
人们深切地感到了“无罪推定”的宝贵价值，因此，80年代初，当一
些同仁重新提出“无罪推定”问题后，马上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
同。

　　铁：但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时，不是又有人主张要批
判无罪推定吗？

　　黄：是的。在反对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时，中国法学会的个别领导
同志提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应予批判，学术界个别学
者也著文讨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司法行政部门
在烟台召开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据说有的同志就明确地把无罪推定
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但当即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驳，著名刑诉
法专家陈光中教授就为无罪推定作了辩护。

　　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要坚定，但更要科学！

　　黄：经过几番较量，历经整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八届全国
人大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 3月17日通过了新的刑诉法，其中第十二条
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样，
无罪推定就获得了应有的法律地位。

　　铁：但新刑诉法第十二条似乎还不能说是关于无罪推定的完整规
定。例如，从国际通例来看，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享有“沉默权
”，而我国新刑诉法则无此规定。这是为什么？

　　黄：对这一问题，目前有三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新刑诉法
第十二条体现的是“罪从判定”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它体现的
就是“无罪推定”原则；而学术界（陈光中、崔敏等著名学者）则认
定它体现的是一种没有全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

　　或许新刑诉法未规定被告享有沉默权，是出于对“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刑事政策的考虑，我认为这两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坦白从
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不是指罪行的根据而言，而是指犯罪分
子在犯罪后的态度或表现而言的。只有在被告人确实犯有某种罪行的
情况下，我们才能应用这一条政策。在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人所表现的态度不好，或者沉默，或者故意作虚伪的陈述，这些均
不能作为有罪的根据，只能作为是否有认罪改悔的表现，（可作为抗
拒的表现），可以作为处刑时从严处理的条件。因此，被告享有沉默
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不矛盾的。

　　铁：看来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应该呼
吁立法者尽快考虑被告人的沉默权问题。

　　最后，我还有个问题百思不解，那就是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领
导干部）在过去“左”的运动中尝尽了“有罪推定”的苦头，可为什
么他们就是不愿接受无罪推定的观念，动辄将之斥为异端言论呢？

　　黄：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我们这个
国家，封建制度的历史很长，保障人权的民主法制观念比较薄弱，有
罪推定的成见由来已久，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意识中隐藏很深的东西，
是一种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一下子很难去掉。一些领导干部在“文革”
中受尽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但在粉碎“四人帮”
后，他们对民主法制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例如，当初不少同志
呼吁恢复华东政法学院，但当时个别市级领导就不大同意，更有个别
人把加强法制与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居然说出“华政培养人，还
不都是些右派！”这样的话来！意图抵制恢复华政。还是邓小平同志
高瞻远瞩，做出了恢复所有政法院校的英明决策，还是江泽民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看问题准确、深刻，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掌握法制
知识。“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提
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

　　铁：司法部老部长魏文伯同志在弥留之际，听到有些地方的领导
干部不依法办事，气愤地说道：“要把那些既不懂社会主义法制、又
不讲社会主义民主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注释：*1黄道同志现为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离休干部。

　　　　　*2胡韵琴，黄道同志的夫人，华东政法学院离休干部。


　　说明：* 本文引自《法学》杂志1997年第7期。
　　　　　**本文由野山闲水打字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