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 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
告成立。翌年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开始，军事形势十分严
峻。就在这时，苏区内出现了一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其它歪风，
给党、红军和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贪
污受贿，不仅有纸钞、银元，还有金银首饰、谷物、谷票、实物、公
债券等；二是铺张浪费，几乎遍及每一个苏维埃政府乃至中央机关，
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局面；三是化公为私，乱用公款，或挪作私用，据
为己有，甚至坐地分赃；四是大吃大喝，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利用职
权吃喝玩乐，有的公然提出要吃“洋参炖鸡子”，致使有些政府好像
变成了客栈、饭店，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政府食堂大吃；五是摆阔气，
讲排场，动用大量公款购置生活设施，新建办公用房；六是官僚主义
泛滥，命令主义、长官意志、消极怠工、玩忽职守、执法犯法事件时
有发生，成为腐败的保护伞，严重损害了苏维埃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为了铲除贪污、浪费和不正之风，推动
苏区的廉政建设，于1932年 2月发布通令，断然采取一系列对策，首
次拉开了反腐倡廉的帷幕。

　　　　　　　　　　　制定政策严惩腐败

　　中央检察委员会发布训令，一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反贪污浪费的意
义，一面成立临时检举委员会，由党、政、工、团、军派出的代表组
成，确定分三步进行，肃清官僚主义，挖掘腐败分子，打击经济罪犯。
要求各级政府在清查治理中要采取果断措施，对贪污分子要无情揭露，
从严从快惩处。在处理政策上，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发的中
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

　　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的强迫劳动（苏区全盛时期，
1元纸币可买1担稻谷）；贪污公款在100元至300元之间者，处以半年
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者，处以二年
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 500元以上，处以死刑。同时还
规定，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浪费而使国家蒙受损失者，一方面进行罚
款，一方面视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职，乃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
下不等的监禁。
　　
　　　　　　　　　　发动群众狠挖“硕鼠”

　　中央工农检察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建立控告局，悬挂控告
箱，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并依靠积极分子，组织突击队，
协助政府查清群众所检举揭发的问题。同时在中央机关报纸上开辟
“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三个专栏，“红板”栏目刊登
廉洁奉公的先进事迹，“黑板”栏目批评消极腐败现象，“反贪污浪
费”栏目则专门披露严重的犯罪案件，通过舆论渠道，昭示天下，揭
露腐败罪恶。随着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纷纷“曝光”。中
央决定，对贪污腐化分子一律由纪律处分改为按法律程序处置，任何
组织和个人，其犯罪事实一经查明，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清洗了一批犯罪分子，如“江西乐安县增田、
善和两区乡共清刷了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清刷了60人，石城县清
刷了49人，永丰县清刷了43人。”

　　　　　　　　　　领导带头“先正上梁”

　　中央政府对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始终强调要从领导机关抓起，
“先正上梁”，发动大家首先检举机关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经过
一段时间的查找，揭发出中央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总务厅、粮
食局、招待所、印刷厂、造币厂、合作总社等机关犯罪的会计科长与
会计10人，管理科长与科员8人，总务处长与工作人员3人，共计贪污
公款2053元。还将贪污巨款、支损假账、企图叛逃的瑞金县财政部会
计科长唐仁达，苏大工程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进行了
公审处决，极大地推动了基层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发出“压缩行政经费，支援战争经费”的节
俭号召，广大干部热烈响应，做到克勤克俭，厉行节约，减少开支，
保证前方供给。为了付诸行动，中央领导同志首先带头节衣缩食，作
出榜样，如陈云、邓颖超、陆定一、博古、毛泽覃、胡耀邦、张爱萍
等25人，身体力行，联名提出“每人每天自愿少吃二两米，不领热天
衣服，每月只领二三毛钱的伙食尾子和津贴费，坚持同大家同甘共苦，
以支援革命战争。”本地干部李才莲等十几名基层领导，提出从家里
自带一个月的伙食费来机关办公，自觉培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
的优良作风。

　　被誉为“红色财魁”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更是廉洁自律，从
不特殊，就连他哥哥毛泽东前来视察，也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
杯开水。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
会计报账时，毛泽民执意不答应，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
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率先艰苦奋斗，不应用公款招待
。”并对方志纯明言：“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
销（此处原文为乱码，野山闲水注。）
这样，苏维埃区域在中央各机关的带头和影响下，各地纷纷开展了廉
洁竞赛，节省了大量经费，为确保前方“反围剿”的供给起了巨大作
用。

　　注：引自法制日报社1999年11月12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