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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六）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 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 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 为的，不得定罪处罚。”那么，由谁来“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呢？修 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无罪推定（有人认为是罪从 判定、有人认为是尚未完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两条昭示世人：在经历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彻彻底底地走 上了“任何人非经司法机关判决，不得视为有罪；任何人的罪与非罪 和罪当何罚，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判决”的现代法治文明道路。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罪刑领导人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巨大贡献，我们世世代代是不会忘怀的，但他晚年的失误和教训， 也是我们应该永远引以为戒的。对法律的轻视可以说是他晚年最大的 失误之一。这一失误始于“胡风案”。在此之前他发动的对电影《武 训传》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虽然欠妥或是错误的，但尚 未涉及法律问题，即还没有把《武训传》的作者和俞平伯定为反革命 罪犯。而胡风一案就不是这样了。《人民日报》把胡风上书党中央的 《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报告》和私人之间的信件，于1995年 5月 13日、5月24日和6月10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主席毛汉东则为发表的 这些材料亲自撰写按语，指出“胡风一伙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 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 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胡风的罪与非罪的性质问题，由 毛泽东一笔划定。随后而来的是： 7月，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撤去 一切职务； 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由公安部逮捕了胡风；关 押10年后，1965年10月，北京市高院才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 政治权利6年。 （2）“罪刑执政党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领导党 和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 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例如，“纠正不正之风、 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 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 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163页）。“罪刑”不由“执政党定”而由“法定”， 是不是背离党的领导呢？否！因为我国的法律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 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坚持“罪刑法定”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执 行党的意志。但过去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做了一些越俎代庖的事情。 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正确的，但犯了严重扩大 化的错误。从法律程序上来看，也是有相当缺陷的。第一，由党来制 定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不妥。右派性质当时被定为敌我矛盾，右派 分子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样重大的法律问题，按宪法规定，应由全 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划分右派的标准。但中共中央却于1957年 10月15日下达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划分一般 右派的6条标准和极右派分子的4条标准，及不应划为右派的六种情况。 第二，由党来具体执行划分右派标准的规定，不妥。按照一般右派的 6条标准和极右分子的4条标准，右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那么， 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司法机关依法审理和判决，但当时的右派分子都 是由各级党组织划定的。 （3）“罪刑革命群众定”。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 民的利益和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的意志可 以直接表现为法律，相反，它必须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始 能成为法律。然在过去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文革”期间，“四人 帮”在上海的亲信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 ，说民兵办案“是政法工作的大方向”；他们在辽宁的死党推行什么 “五群”（“群侦、群审、群判、群定、群办”）经验；“文革”前 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 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 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荒唐组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作为世界法治文明成果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则，自然有着诸如 反对类推、不溯及既往等特定内容。但从中国的国情来看，贯彻这一 原则的关键环节却是：第一，罪和刑标准的设定权必须由国家权力机 关依照法定程序来行使，党关于罪和刑的一些主张要通过国家权力机 关的立法程序而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方能对公民有约束力；第 二，拥有具体定罪权和处刑权的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而不是其他 任何政党、任何团体、任何群体、任何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