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东亚“强人政治”，是指20世下半叶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拥有一定家族、地域、军队等集权背景的领导人长期执政，采取一定
的集权政治，强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控制，且以政府导向决定国家
经济发展宏观走势，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些政治领导人既有过去
专制君主政治下大权独揽的色彩，又有近代民主政治下相对亲民、励
精图治、振兴民族的某种领导人形象，因此一些学者将此现象称为
“强人政治”或“新权威主义”。更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反映。

　　我认为，东亚的“强人政治”主要给我们的现代法治理论提出了
两个问题：

　　第一，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法治不应像英、美、法等
西方国家那样，致力于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限制，建立以控制公权力
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应致力于强
化国家权力，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条件，为此，发展中
国家的法治不应像西方那样，追求政治的多元化和权力的分散。

　　事实胜于雄辩。东亚的“强人政治”毕竟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
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虽均以
政变上台，一度实行过高压政策，但他们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力
图早日摆脱贫穷落后。在他们的领导下，韩国完成了从亚洲穷国向经
合组织成员的飞跃，人均GDP从1962年的区区87美元升到1995年的1万
美元。这一成就被世人称为“汉江奇迹”。印尼的苏哈托在位33年，
是东亚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也一度推行极端严酷的独裁政治，
然而在他的任内，印尼从农业国变成了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人均
GDP达到1000美元，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东盟的核心国家。
菲律宾的马科斯也曾经是风云一时的独裁式领袖。但他使整个80年代
的菲律宾经济每年增幅约8％，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一跃成为亚洲
的第5条小龙。

　　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非洲国家的国情
不尽相同，但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强人政治”
都成为一种耀眼的现象，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也曾出现过都锋王朝（英国）、路易十四（法国）、铁血首相俾斯麦
（德国）等“强人政治”现象。现代化过程中的“强人政治”主要解
决两个问题，一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削除地方割据，为统一的市场的
形成创造条件。二是把分散成性的农民改造成彼此相依的现代人。农
民不是民主主义者，让农民搞民主政治，极容易导致家庭、帮派政治。
中国乡村的“草根民主”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断难成功。

　　第二，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强化国家权力（主
要是中央权力）以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的同时，必须要解
决的一个问题是，与强人政治相伴随的腐败。

　　历史往往昭示一个道理，你得到多少，往往同时又失去多少。东
亚或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强人政治”都曾有力地推动过农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但似乎同时都又滋生严重的腐败。在韩国，
军官的晋升、退役和军需采购都需要送红包，连没有什么油水的士兵
伙食供应中都能榨出回扣来。在印尼，苏哈托家族靠回扣积赞起数百
亿美元的财富，苏哈托的夫人在每一个重大工程立项中都要收取项目
资金10％的回扣，所以第一夫人的称号就是“10％夫人”。腐败的另
一表现是任人唯亲。在东亚，父子同参政、兄弟共治国是司空见惯的
事情。印尼苏哈托执政时，女儿可以出任政府部长，女婿可以出任首
都警察总监。

　　权力被过于制约，就难以产生效率；权力不受制约，则势必引发
腐败。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给我们的法治理论提出的最大挑
战。我们的法治理论研究，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既使中央权力具有强大
权威，同时又使它避免腐败（或把腐败降低到最低水平）的方案，谁
能攻克这一难题，谁就能获得诺贝尔法学奖（如果有这样一个奖项的
话）。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05月15日。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3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