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一篇论战性的文章中，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文化
人将成为我国最后一个法盲部落。”这里的“文化人”，特指从事文
学艺术创作的人。这句话遭到了不少文化人的讥评，使我不得不认真
思考了文学艺术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对立问题，以便对那句话作一个明
确的诠释，对别人的批评作一个回敬。

　　第一，文学以情为本，而人的感情世界具有神秘、模糊性；法律
是一种人的行为规则，追求明确、稳定性。文学与法律的研究对象是
不同的，两败俱伤者的对立有时是难以避免的。

　　文学家是情种，研究情、播种情，情之所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是因为人的感情、性格非常复杂，罕有规律可循，难有规则羁束：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的
爱情、友情、愁怨，都无法用数字和概念语言予以清晰地表述或量化。
人的情缘也具有模糊、变幻不定特点。巴尔扎克在一封信中剖析自己：
“我的性格最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
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有的分歧和矛盾……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
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人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者无知，能干
或者愚蠢，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使我大惊小怪的。”文学艺术的主要
功能就在于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的感情、性格的复杂多变性。

　　法律却不能如此。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它必须尽量明确，而避免
模糊，必须尽量保持稳定，而避免朝令夕改。这是因为法律的重要功
能是追求秩序。因此，法律与文学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第二，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追求个性化，总爱冲破既
定规则的约束；而法律是一种公意体现，追求普遍性，强调既定规则
的权威性。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与法律思维是有一定对立性的。

　　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名著、名画、名作是由众人创作而成的，这
是因为人的感情是神秘、多变的，文化人对它的体验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愈是个性化，作品愈是有魅力。所以，一些文化人喜欢
特立独行，甚至离群索居，对常人遵守的规则不屑一顾，“我本是狂
人，风歌笑孔丘”，文化人规则意识的淡薄，与法律强调规则的权威
性难免发生碰撞。因此，中外历史上，不少文化人有过坐牢受刑的经
历。

　　第三，乱世、盛世（治世）都可以产生优秀文学作品，而法律的
发达只能在盛世出现，乱世则无法治。因此，法律思维比文学艺术思
维更注重盛世（治世）的价值。

　　从文学艺术发展史来看，经常出现“国家不幸诗人”和“穷而后
工”、“愤怒出诗人”等情况，乱世以及文学艺术家的不幸遭遇并不
妨碍名著、名作的产生。《史记·太史公自序》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昔日伯拘羌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此人皆
意有所郁结，不有得遗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此，历史上
个别文学艺术创作人员甚至呼唤乱世，至少不那么看重盛世的价值。

　　法律、法治则相反，它的正常产生大都在盛世，有效实施也需由
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一定的财力作前提、基础。因此，法律思维比文学
艺术更看重盛世的价值，法学家比文学艺术家更注重与政府的合作。

　　我们指出法律思维与文学艺术思维差异、对立的一面，并不抹杀
两者在一定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性，研究两者的思维特点，是为了更好
地使两者各自把握好自己思维与行为的度，更好地相互尊重。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03月07日。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26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