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高娣（本报记者）

　　受访人：
　　黄辉（福州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游振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曹呈宏（浙江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朱芒（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

　　主持：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规定，律师可以在刑事案
件的侦查阶段提前介入，人们曾以为，从此，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可以
向西方电影中的当事人那样随时接受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中国的辩
护律师可以在法庭上铿锵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辩护观点了。

　　可是，之后的情况却多少让人有点意外。律师们发现在刑事诉讼
中，关卡更多，风险更大，进行刑事辩护越来越难，遇到的障碍越来
越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实际是下降了，而被抓被判刑的律师
（以妨碍作证罪为由）大量增加。这直接挫伤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
积极性。《检察日报》曾报道，全国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下降，不
到30％。

　　是什么原因导致律师不愿或不敢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呢？原因
有两点。一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提前介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形同虚设，
二是律师收集证据十分困难且风险极大，稍不留神就可能背上“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包庇罪”而
身陷囹圄。而没有了证据支持，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就无法对抗。如此，
律师们不愿意介入刑事辩护，刑事辩护质量下降就可以预料到了。

　　在此我们请几位专家先就形同虚设的“律师提前介入”制度谈谈
看法。

　　　　　　　　　　“提前介入”常碰钉子

　　黄辉：法律规定律师提前介入，目的在于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
服务，避免司法机关枉法侦查，从而达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另外，律师还可以从当事人角度了解案情，以实现辩护律师的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1998年1月出台《关于刑事诉讼法
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
不需要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个小时内安
排会见。而现实中，在侦查阶段不少司法部门自行规定律师会见要经
过层层批准，而且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内容、次数都作了严格限制。
甚至有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只能会见两次犯罪嫌疑人，每次会见时间
不超过30分钟，会见时不能谈及本案的案情。限制会见次数和时间，
兴许可以理解为侦查机关因要派员在场，不希望增大工作量。限制谈
及案情，我想这是害怕犯罪嫌疑人知道法律规定后拒不招供或改变口
供，可若是如此，这种会见与当事人家属探监还有区别吗？律师在提
前介入后常碰的“钉子”是：“无法安排”、“承办人忙不过来”、
“要研究研究”。

　　可以想象这种条件下的提前介入，律师充其量仅是代当事人家属
探望一下犯罪嫌疑人，无法收集证据，也无法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
段提供任何的法律服务。如有律师想告知当事人可以不需要自证其罪，
得小心事后司法机关可能以“妨碍作证罪”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这
样的提前介入既无法达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目的，也不可
能以此收集证据。提前介入还有意义吗？律师的提前介入不过是对当
事人家属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

　　　　　　　　　　制度在法治化中迷失

　　游振辉：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是比较清楚明确的，然而，执行中
出了许多问题，并未实现制度设计时所期待的目标。表面上看，是制
度运行过程中出了问题，实则是制度运行环境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
非正式制度模糊了正式制度。

　　所谓正式制度，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等规定的组织结构、
运作程序等；而非正式制度是上述规范中无明文规定，但却是官员们
通常会自觉遵守或必须遵守的习惯或惯例（包括“土政策”）以及与
这种习惯、惯例相伴随的观念。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运行，本身就是制
度缺陷。比如，下级服从上级、行政命令等，是正式制度，但是，当
上级指令违反其他正式制度时，由于上级掌管着人事权，于是下级不
惜违反法律规定而要执行上级的指令，这就形成了非正式制度，而且
是实际起作用的制度。律师提前介入制度的受阻，很大程度上就是这
样造成的。

　　克服这种非正式制度模糊正式制度的现状，办法只有一个：要有
保障正式制度运行的制裁机制，并且以部门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承担最
重的责任，现有的规定中，恰恰缺的就是这种保障机制。于是，律师
提前介入的制度看似有了法律规定，却在法治化中迷失。

　　　　　　　　　　以“权力”压“权利”

　　曹呈宏：在强大的侦查机关面前，律师是弱小的，侦查机关手握
侦查大权，行使的是一种“权力”，而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为当事人提
供法律服务，只不过是一种“权利”的行使。而任何没有法律保障的
权利都不是权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法律和一些法律性文件规定了
律师介入侦查的权利，但是却没有规定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法律应
当给予何种保护，对于侵犯此种权利的人给予何种处罚，因此这种权
利的规定是有缺陷的。

　　毛病出在立法上，一些法律有禁止性条款，却无违反该条款后的
责任规定，有授权性条款，却无行使权利所需要的程序性规定，于是
这种法律被人形象地称作“软法”，在实践中屡屡被随意违反。看起
来立法不少，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要从根本上解决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就要在立法上明确律师介
入的程序、介入权受到侵犯的法律责任，还要规定律师执业的保障制
度。从近期看，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要对侦查机关的领导干部
和侦查人员进行普法教育，提高他们执法的自觉性来使这种“软法”
得以贯彻实施。

　　朱芒：

　　律师提前介入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可是，在现实的适用中如果律
师在职业方面得不到身份上的保障（如可能因此被吊销执业证），同
时在作为自然人方面也面临法律上的风险（如可能会以某项罪名被起
诉），也就是说，当律师一旦提前介入时，其在法律上就不具有防御
能力，从开始就处于无法抵御来自另外一方居高临下的、随时可以发
动进攻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样的风险导致了这种制度出现了逆向功
能，律师成了具有刑事案件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人”，要回避风险，
他们自然会选择“不介入”。

　　注：引自法制日报2001年02月12日。
http://www.legaldaily.com.cn/gb/content/2001-02/12/content_
131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