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读者来信说，他所在团体的会员费的标准因工资提高也随
之涨了，现在每个月要缴16块钱。会员费说涨就涨，是不是也应该有
个法律依据和程序。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律作用的范围是什么？法律强制与团体
自治的关系如何界定？

　　依法治国的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
业逐步法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置于法律的管
辖之下。

　　法律，在它应当存在的领域拥有至上权威；而在法不干涉的其他
领域，法律不必也不能不应管，社会不能在这些领域对法律提出不切
实的期望，而这恰恰是法律能够成为权威的前提。

　　比如，公民个人单纯的感情生活，这是法律不能干预的区域。恋
爱谈的是爱情，故法律上没有恋爱一词；只有当感情生活物化为人与
人之间的行为，比如相互倾情的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组成家庭时，这两
个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感情的范围，就需要专门有一部法律去规范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日记信件表达的是思想，故即使
是单位领导和家庭长辈，也无权检查其下属或晚辈的日记信件。但是，
当邮件用于传送违禁品，则属于不法“行为”，或者当通信成为犯罪
分子传递犯罪信息的手段时，即转化为犯罪的预备行为，法律即应当
制裁；同时，正是考虑到通信权利对于公民的重要意义，故法律又对
检查嫌疑人的通信作出了严格的程序规定（除了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
序外，其他人和机关均不得非法进行）。

　　再比如，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现代政治应当是法治化的政治。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政治与法治之间划等号。尽管政治与法治之
间在内容上有交叉（如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且
被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程度），但是，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
法律应当规制政治生活，以使政治生活免受人治之害，进而使民主制
度长久；但是，人们为了追求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新生活，总是不安
于现状的，这就表明人具有创造的欲望，这就需要不断地改革，并把
改革作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中共十五大报告）。因此，一个
良好运转的政治体制，除了实行法治方略外，还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
范围内为政治活动家留下一定的创造空间。

　　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即使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代议、行政和
司法体系，使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可以依法运作，这也并不意味着
政党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相反，政治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如选举中候
选人的确定、法律案的提出及对舆论进行引导或施加影响等方面，政
党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党的存在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政党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意指在不为法律明文禁止的前提下，政党及
政治家可以创造性地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政党和政治家的活动只要
不为法所明文禁止即可，在政党和团体内部事务等法律不管辖的领域，
并不要求政党和政治家的行为必须要有法的明文许可）。比如会员费、
党费的收取，这是合法的社团政党的常规，收取党费团费，并不需要
有事先的法律依据，这是合法团体内部的章程和纪律管辖的事由，法
律不予干涉。

　　另外，如果有人认为既然如此，我可以浑水摸鱼贪污挪用党费团
费，那就错了，因为这是为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任何具有公共性质的
政治团体，其工作人员此种行为构成公职犯罪；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
的类似行为，则可构成职务侵占行为）。

　　检察日报2000-1-12第6版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法律的故事》。
http://www.jcrb.com/ournews/asp/readNews.asp?id=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