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中山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游振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永红（浙江嘉兴市检察院起诉处处长）


　　游振辉：中国法制现代化最重要的文化基础是什么？

　　刘星：这个问题很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不过，我是一个十分
关心“意识形态驯服”问题的人。故而，如果要问中国法制现代化的
文化基础是什么，那么，我以为最重要的可能莫过于建立相互制约的
权力网络。我不认为法律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相反，我认为两者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法律不过是政治的一种装饰。
在这个意义上，解决法律文化问题实际上变为了解决政治文化的问题。

　　游振辉：您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是法律政治化还是政
治法律化的大问题。法治是人类目前为止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治理国
家的方式，尽管它不可能最优，但只能如此。如果按“法律不过是政
治的一种装饰”的结论，那么必然导致法律政治化的结果，这可不太
妙。还是政治法律化好一些，它昭示了用法律来匡扶政治，而不是变
成了政治的附庸。这就要承认法律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

　　李永红：其实，上述看似分歧的见解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大家的
观点中提到的“法律”“政治”概念内涵及外延并不完全相同。刘教
授见解中的法律或者政治，如果包括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的法律与
政治，不一定局限在当代法治与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伴随的是现在
通常理解的法治，欲建立法治而无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两
者是合二为一的，或者可以说法律是政治的一种装饰（个体自由政体
民主的政治加上法律的装饰，就构成了宪政；反之，警察专横个人独
裁的政治加上法律的装饰，就构成了暴政）。

　　不过这是理想的表述，如果为某些人套用，则结果自然不妙。因
为那样的话，正如游振辉所说，法律沦为政治的奴仆，政治行为完全
不受法律的约束，要么是革命的需要，要么是独裁的结果。因此，值
得信奉的法治，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民主政治制度和多元价值观的
文化。具备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讲，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

　　刘星：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法学是否成为一门科学，是十分
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细致的推演和论证。使用口号式
的表述可能并不有益于问题的阐明。关于我的观点的详细论证，可参
见拙著《法律的隐喻》。

　　这些问题的分析，涉及许多有关法律法治常识见解的瓦解。我必
须承认，上述观点并非是什么新鲜观点。相反，就观点意义而言，它
们属于老生常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产生新的论证方式
和叙事谱系，以增强其说服力。事实上，就社会问题而言，相当多的
观点都是具有重复性，而学术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开掘论证学理，而非
创立新观点（也不大可能创立）。

　　当然，我这里显然不是在说我们谈论的仅仅是书斋里的趣意。讨
论问题也是为了实践。我所以坚持并论证上述观点，乃是因为我相信
如果缺乏必要的对法律和法治以及所谓“科学的法学”的“装饰”面
孔的警惕，我们可能在追求一种目的时却走向了相反目的。我和许多
人一样，希望社会民主的最终实现。如果这一价值观念具有叙事出发
点的意义，那么对法律和法治的装饰性的剖解，则目的便在于防止一
类不民主的东西之时警惕另一类同样是不民主的东西。

　　如果法律和法治的确是“真理”，那么，信奉它们则是无可置疑
的。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在反对一类“崇拜”时也就陷入了另类崇拜。
而“法律真理”，是我瓦解工作的第一个目标。

　　游振辉：看来，这个问题又要回复到您说的“法律是什么？”上
了。且不论法律是什么，但有一点，在强调依法治国、树立法律权威
之时，我们过分夸大了法律的功能，仿佛有了法治，一切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或者法律可以调整一切，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忘了社会
是一个“活体”，这个“活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很多事不
必用法律来调整，而交给社会自我调节，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调节功
能，有利于使社会这个“活体”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并促使社会的
新陈代谢，同时也使治理国家的成本大大下降，问题是怎样把握这个
度。刚性的法律调整与柔性的社会自我调节相配合，才能建立一个和
谐的人类社会。近些年各媒体上报导的“全国首例”何其多哉！这实
际上是个警告，我前些时就提出要警惕“法律扩张主义”，不要把什
么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法律不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赞同
您的防止陷入“另类崇拜”的主张。其他方面我就怀疑您也“在追求
一种目的却走向了相反目的”，不过这是后话。

　　（整理\萧志）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01月02日。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18309

　　附相关评论：

　　　　　　　　　　　举起的剑指向谁？

　　【kenteji】于2001-1-2 19:49:35加贴在正义论坛

　　这真是一场困难的讨论。刘星教授致力于论证方式的治学态度值
得赞赏，不管其论证法律是科学还是不是科学，都有其学问上的必要
性。游振辉法官和李永红检察官则在对法律政治化保持警惕，游法官
更是明确说：“要承认法律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

　　我从中得出的一个命题是：法律是否是科学。和法律应该不应该
是科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一个实然的问题，正如刘星教授
说“法律和法治的确是‘真理’，那么，信奉它们则是无可置疑的”，
即在刘教授心中，只有“是”真理的法律，才有普遍信奉的理由。与
此相对，游法官则更多地让人感到他是在法律“应该”是科学这样的
“应然”的层面思考面对法律，法治，正如他所说的“法治是人类目
前为止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尽管它不可能最优，但
只能如此。”

　　把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混在一起讨论，是这个讨论没有产生接点
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试图通过论证方式去论证法律不是科学的学者，
和对法律和法治有着“法应该是科学”这样信仰的实务工作者（李检
察官是否有这样的信仰，没有明确，但我妄作推论，此点可以保留），
对话困难的一个原因。也是游法官在理智地赞同刘教授的“防止陷入
‘另类崇拜’的主张的同时”，也怀疑刘教授“在追求一种目的却走
向了相反目的”。我的解读是，刘教授是在抱着“法律不应该是科学”
这样的价值观去面对“法律不是科学”这样的“科学”的论证的，可
以与刘教授正面交手的应该是论证刘教授论证方法的不科学性，或正
面论证“法律是科学”的法理学者。这是纯学问的讨论，刘教授本来
应该在更小的圈子里寻找对手，但刘教授偏偏将他的理论和论证方式
搬倒了大众中来，并且是很容易被误解，被大众情绪所接收的论理构
成，难免游法官和李检察官都保持警惕。刘教授的课题应该还有一个
“学者如何面对媒体和大众”，因为媒体和大众需要的是论证的结果，
而缺乏对纯理论的论证过程的兴趣。而刘教授的基点如果不在于口号
式的话语方式，而在于论证过程的话，那么他的行为方式应该是……。
不然的话，难免陷入许多悖论中去，而是自己辛苦做的学问给其他原
因被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