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刑事诉讼法实行之初，翻供几乎成为一道风景，让侦控人员
头疼、困惑。这再次证明了某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非通过立法就能
完成，它需要适合它生长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一方面，法治作为
一种治国方式抑或是生活方式，它不是无本之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造就的事业，如今的现状表明，离法治状态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在法治领域，公平与效率（或者程序与实体）常常是一组
矛盾，执法人员如何面对，至关紧要。

　　比如，有这样一个事例：某地发生一投毒案，造成了严重的财产
损失；侦查中发现某人可疑，且在其家中搜出与现场物证相似的掺有
同样毒物的粮食，于是警察将该人传唤讯问，此人交代了投毒是他所
为。但是，预审中，此疑犯却翻供了。

　　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结案：一是采用“超限战”的方法（即避
开繁杂的法律程序，采用非法但却见效快的做法，视疑犯为不享有人
权的人，而以刑讯逼供待之，那人必定会招供，于是口供成为“证据
之王”，只要开口了，余下的都好办）；二是采用合乎法治的方法
（即疑犯有拒绝供认的权利，即我国刑诉法中的辩解权利，则因证据
存在矛盾，势必无法归罪于他，但警察保有继续侦查、搜集证据的权
力）。当然，检察官必须采用法治的方法处理这样的案件。结论自然
是证据存有疑问：虽然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充足证据证
明犯罪是嫌疑人所为，故不符合逮捕条件，于是，依法作出存疑不批
准逮捕的决定。警察遂将疑犯从看守所释放。

　　前种方法，能够高效地惩治犯罪者，但有致命的风险：一旦搞错
了，判了死刑，事后即使发现错了，也无法弥补，即那冤者将无法重
获生命；后种方法，可有效地避免错案，同时，也容易放纵真正的罪
犯，但是，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真正的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
立案之后，早晚有追诉的可能。两种方法无一可称上是万全之策，但
是利害轻重却可以权衡。于是，两利（害）相权取其重（轻）。公平
的法律只能选择效率较低但较为安全的方法，即尊重人的权利的方法，
也就是注重程序正义的法治方法。

　　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弱小的他与强大的国家执法机构在刑事诉
讼中相对立，显然力量悬殊，于是，公平的法律必须给那弱小的一方
特殊的保障。毕竟在侦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的认识很可能出现偏差，
为防止这种偏差在嫌疑人身上形成不可救治的灾难，法律必须设置一
些程序或者制度以保护一个公民的尊严与权利。有时候，按照程序操
作的结果可能会出乎一般人的预料之外，如，因注重程序而导致的打
击犯罪的低效甚至在个案中甚至造成对犯罪者的放纵，这似乎是追求
法治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而前述案例，当检察官对案件证据作了详细审查后，发现犯罪嫌
疑人家中的物证与现场提取的物证，虽然相似，却存在一个细微的差
别：作为毒饵的食物即现场发现的物证全是谷粒，疑犯家中的物证却
是谷与米的混合物；且疑犯家中的毒饵另有可以解释的用途，并无相
反证据可以证明是此次作案的工具。

　　钱锺书曾经这样表述刑讯的结局：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者吐
不实。法治国家禁止刑讯逼供行为，立意并非仅止于刑讯不能获得事
实真相，还在于程序正义是一种独立的法律价值。法谚说：“正义不
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
的方式就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尽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向
前发展的，但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又是相对的，人们不可能对既往发
生的行为百公之百地重现在头脑之中，所以结果的正确性就呈现出相
对性特点。

　　于是，只要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结果就被视为正当的。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法律的故事》。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