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概要

　　《人民法院报》2000年10月9日登出署名龚一平的文章《顾客自
行添加液体酒精导致两儿童烧伤店主顾客监护人各负其责》，案件事
实及诉讼情况概要如下：

　　1998年11月1日，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长春工商所廖建清为庆祝
生日而在长城餐馆请客吃饭，后因餐桌炉中的火熄灭，廖妻杜丽辉等
人叫服务员来添加酒精未果，杜丽辉顺手拿起原来服务员给火炉加酒
精的塑料壶，给已经熄灭的炉内加液体酒精。只听“砰”的一声爆溅，
炉内飞溅的火苗不但烧着了杜丽辉、陈永真等人，还烧着了正在该餐
桌旁嬉戏的两位学童郭乐（９岁）、郭娟（13岁）。虽经大人全力扑
火，但孩子面部、颈部、左右手均被严重烧伤。后经法医鉴定，郭乐
颜面损害构成五级伤残；郭娟构成六级伤残。为治伤，郭乐用去医疗
费14528.95元，其他费用26465.24元；郭娟用去医疗费11583.40元，
其他费用52525.40元；在治伤期间，长城餐馆老板方谷香以没有责任
为由，只为郭乐、郭娟各出鉴定费300元。杜丽辉先后为郭乐用去医
疗费5741元，为郭娟用去医疗费1985.50元。

　　自从遭遇此祸后，俩学童都辍学在家接受治疗，且她们不敢面对
老师和同学。面对郭乐、郭娟的不幸以及两家治疗所造成的巨额经济
损失这一现实，杜丽辉、方谷香都深深寄予同情，却谁都不愿承担责
任。在较长时间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郭乐、郭娟两家同时将杜
丽辉、方谷香告上资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郭乐、郭娟分别诉称：原告在长城餐馆吃宴席，形成合理消
费关系，根据《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理应由长城餐
馆老板方谷香、自行加酒精人杜丽辉赔偿给原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郭乐、郭娟分别要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
伤残生活补助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20495.90元与171939.80元。

　　被告方谷香辩称，被告杜丽辉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她作为消费
者，没有征得餐馆同意擅自加酒精，其行为是无权代理的民事行为，
无权代理行为应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杜丽辉应负此事故的主
要责任。原告郭乐就餐后在餐馆内玩耍被烧伤，其监护人应承担一定
责任。她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出于对原告的同
情，愿意进行适当的补偿。

　　被告杜丽辉辩称，她与原告郭乐同样是本案的消费者和受害者，
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的性质是消费权益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方谷香在提供服务中，使用了
公安部门禁止使用的液体酒精作火锅燃料，并没有向消费者告知使用
液体燃料酒精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况且服务质量存在严重的瑕疵
（喊不到服务员），由此给原告郭乐、郭娟造成的损害，被告方谷香
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告郭乐、郭娟的监护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今年9月22日，资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
杜丽辉在接受他人服务时，没有征得餐馆同意，擅自为火锅添加液体
燃料，是导致原告郭乐、郭娟被烧伤的直接原因，由此给原告郭乐、
郭娟造成的损失，被告杜丽辉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50％）；被告方
谷香使用公安部门禁止使用的液体燃料，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负有一定
过错，因此被告方谷香对原告郭乐、郭娟所受损失，应承担次要赔偿
责任（40％）；原告郭乐、郭娟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在公
共场合未能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也应承担一定责任（10％）；原告郭
乐、郭娟烧成五级、六级伤残，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被告应赔偿原
告精神损失，予原告以精神抚慰。法院依法判决如下：原告郭乐所受
损失医疗费等合计60994.19元，由被告杜丽辉赔偿30497.10元，被告
方谷香赔偿24397.68元，原告自负6099.41元。原告郭娟所受损失医
疗费等合计84108.80元，由被告杜丽辉赔偿42054.40元，被告方谷香
赔偿33643.52元，原告郭娟自负8410.88元。

　　一审判决后，原告郭乐、郭娟和她们的家人连声说：“依法讨了
公道！”而被告方谷香、杜丽辉对法院一审判决则表示要上诉。

　　二、民法学说

　　王卫国在《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一书中对过错的客观标
准作了阐述：

　　过错的实质是对行为的社会谴责，而这种谴责的依据是未尽到自
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去履行他的义务。因此，衡量过错的根据只能是
客观的事实。衡量过错的标准则是两个：违反义务和未尽注意。

　　1、违反义务，包括违反法定义务和一般社会义务。法定义务包
括由法律、法规、规章、司法判决等强制性规范所确定的义务（绝对
义务），也包括由合同规定的义务（相对义务）。一般社会义务包括
道德规范、乡规民约等公共生活准则所要求的义务。违反法定义务的
行为就是违法行为。而违反一般社会义务的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

　　2、未尽注意。“注意”的概念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谨慎，认识
到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和致人损害的可能并予以足够的重视；二是勤
勉，在谨慎的基础上积极努力地履行义务和避免损害发生。未合谨慎
和未合勤勉都是未尽注意的表现形式。判定未尽注意的前提是应注意
和能注意。“应注意”属于必要性的范畴，“能注意”属于可能性的
范畴。判断必要性（应当与否）的标准是抽象标准，即同类人的标准
。例如，日常生活中的侵权行为应以一般公民的正常行为为标准，职
业行为应采用同业人员或同行业企业的通常标准。至于可能性（能够
与否），则采用具体标准，即行为人的能力（智力、体力、技术条件
等），因为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尽自己实际上不能尽的注意。

　　关于确定减轻赔偿责任的标准，有过错程度说、原因力程度说和
综合说三种。在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上一般采过错程度说，大致上以双
方过错程度的不同确定减轻的幅度，对于原因力的轻重考虑不多，或
者说尚未加以自觉的考虑。此盖源于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所谓原因
力，就是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中，每一个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发
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原因事实对于损害事实发挥的作用力不同，
其行为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不同。在确定混合过错的赔偿责任时，
首先应当考察双方当事人过错的轻重，故意重于过失，重大过失重于
一般过失；当双方当事人过错相当时，应考察双方当事人行为的原因
力，确定赔偿责任；原因力亦相同者，其损害各半负担。

　　三、判词评析

　　结合本案情况，根据民事法理，现对本案分析如下：

　　第一，餐馆违法使用燃料是本案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看，就行为本身而言，在经营中违反公安部规定
使用液体酒精作为燃料，作为餐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律规定不能使
用这种液体酒精炉，餐馆的行为本身违反法定义务，具有过错，且属
故意行为；就损害后果而言，餐馆之所以使用这种燃料，是因为其过
于自信不会真的发生爆燃后果的侥幸心理，餐馆行为属于未尽注意义
务，可归入过失形态。其次，从客观上看，餐馆的故意行为在未现实
地造成损害后果之前，属于一种“危险行为”，迟早会发生损害后果
（而这正是法律禁止使用的原因所在），本案中该危险行为经由杜丽
辉的实害行为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在损害后果发生之前，
餐馆已创造了损害一触即发的一切条件，无论是谁，机缘凑巧的话，
都可能把这种危险变成现实的损害结果。因此，本案中餐馆对俩学童
受到伤害负有主要责任。

　　第二，杜丽辉在与餐馆无共同的意思联络和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单
独实施了一个实害行为，是本案损害结果发生的次要原因。

　　杜的行为之所以现实地造成了损害后果，是因为存在一个前提即
餐馆的危险行为。因此，就损害结果而言，杜的行为并非单独的致人
损害，而是与餐馆违法行为紧密结合才产生后果，即餐馆违法行为在
先，杜的行为在后，二者具有逻辑上的顺序性，不可颠倒，虽无共同
故意亦无共同过失，但在客观上却相互作用，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损
害结果的原因（在学理上，这种现象可称为“无过错联系的危险行为
和实害行为的共同致害”），造成了损害发生。

　　那么杜对其实害行为有无过错、如果有过错又属于何种过错呢？
既然公安部的规定（规章或者行政解释）具有统一的法律拘束力，则
无论是餐馆还是顾客均有遵守的义务。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公民，不
知法不能成为免除义务的理由，故无论事实上公民杜丽辉是否知道存
在这样的法律规范，均应当对其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其过错类型与餐馆完全相同，即行为上属于故意违反法定义务、
结果上属于未尽注意义务之过失。

　　而杜丽辉属于接受餐馆服务的消费者，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服务
本属于餐馆的义务，消费者接受不安全的服务无论是对消费者自己还
是在同一餐馆就餐的其他人员，均是危险的，但这种危险主要源于餐
馆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当然，消费者不能因餐馆违法而免除自已的行
为在公法上的责任，因为消费者守法亦为义务；唯其到餐馆就餐时，
在对燃料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而违法使用液体酒精，对于造成的损害结
果固然存在过错，却明显轻于餐馆的过错。因此，杜丽辉应对损害结
果负次要责任。

　　因此，餐馆及杜丽辉对他们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应当按照各
自行为对于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分别承担按份责任。

　　法院判词却认为：“被告杜丽辉在接受他人服务时，没有征得餐
馆同意，擅自为火锅添加液体燃料，是导致原告郭乐、郭娟被烧伤的
直接原因”，“原告郭乐、郭娟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在公
共场合未能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这一分析存在诸多错误。

　　首先，“擅自”一说属有些牵强。

　　往炉内添加液体酒精的行为本身即属于违法行为，即使征得餐馆
的同意，其违法性仍然不能抵销；退一步讲，即使此一行为不违法，
在餐馆里消费者为实现消费目的，实施自助行为，比如倒酒，可以由
服务员为客人添加，也可以是自己添加，对于此种自助自便的行为，
消费者享有自由度，均无须征得餐馆的同意。故并不存在所谓“擅自”
的问题。

　　其次，“直接原因”标准混乱。

　　把行为发生的时间离损害结果的发生时间最为靠近理解为直接原
因，那么，是否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餐馆的行为是间接原因？报导中
虽然没说，但从对餐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负有一定过错”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是认为餐馆的原因是间接原因。显然，法院对杜的分析是采
用事实原因与损害结果的关联性来判断，属客观说；对餐馆则是从过
错与损害结果的关系来判断，属主观说。二者的不是基于同一判断标
准，造成了各说各的。这是分析问题的大忌，违反了形式逻辑。

　　另外，“监护责任”显系滥用。

　　两个小孩就在桌边嬉戏，本是一幅生活安祥和谐的图画，父母带
幼儿到餐馆参加宴会，当然是基于对餐馆环境安全的信赖，监护人应
可精神放松的享受生活，而无论大人小孩，在餐馆内可以自由走动，
亦无可指摘。如判词那样理解法理，则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种
常见的倾向：将某人与受害人有某种法律上的关系，生吞活剥地扯上
因果关系，而使之成为判令该人对损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本
例正是这样。难道在餐馆就餐的成年人必须将其幼儿绑在座椅上才算
尽到了监护义务？父母与幼儿之间的确存在监护与被监护关系，但是
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这种监护关系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因而有何依据
可被视为原因力之一？本案是酒精“爆溅”所致，如果是两个具有完
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当他们在爆溅之时正好路过此一餐桌，损害也
会同样发生，而这成年人难道也要分担那10%的责任？分担的理由又
何在？

　　总之，面对具体个案，在分析致损原因以及行为人的过错等问题
上，如果对一些基本原理不熟习，分析缺乏条理和头绪，跟着感觉走，
造成分析上的逻辑混乱，说理自然不够透彻。当事人对判决有不同意
见，往往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直觉，而法官判词是牵强附会
还是透彻论理，需要的是较强的法律思维能力。因此，司法者加强理
论修养是迫在眉睫的功课。本案的处理，比较合适的应为：餐馆承担
80%，杜承担20%，监护人不承担责任。

　　法律的故事撰写组著作权所有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法律的故事》。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1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