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的指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对“沈案”实行督办。据了解，有关方面对“沈
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我愿意在认真阅读案卷和了解案
情的基础上发表“一家之言”——

　　疑点之一：对已终审判决的行政案件当事人，能否再次以刑事犯
罪追诉？

　　从法理上讲，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是两个不同之诉，行政诉讼主
要是解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刑事诉讼主要是解决罪与非罪的
刑事责任问题。因而，行政诉讼的胜诉者，并不能完全排除其有成为
刑事追诉对象的可能。

　　但本案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本案的刑事追诉方——通化市公安
局是行政诉讼的败诉方；而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则是在行政诉讼中
与通化市公安局对簿公堂的胜诉方。其次，行政案件的终审判决书已
认定，对沈的涉嫌诈骗的指控，缺乏可采信的证据，因而要对沈进行
刑事追诉，就应当进一步收集相应的证据材料。通化方面的公安机关
在对沈进行刑事追诉之时，显然并没有掌握足以采信的新的证据材料，
因而对沈的刑事追诉明显有打击报复之嫌，是一种滥用刑事追诉权的
体现。

　　疑点之二：若两地法院对关涉同一当事人的案件性质的认识产生
分歧，谁有权否定另一方的判决？

　　我国境内的任何一级人民法院，都是代表国家行政审判权的专门
机关。尽管我国法院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但法院的裁决效力
并不受一定的行政区域所限，亦即任何一级法院作出的终审裁决，原
则上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适效力。可见，司法权的统一，乃是法制
统一的应有之义。

　　就本案而言，由于两地法院对“沈案”的认识分歧较大，倘若通
化方面的法院作出终审栽决，那么上海方面的行政判决书与通化方面
的刑事判决书，势必可能存在冲突，这显然有悖于司法统一原则。若
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为维护司法统一的原则和法院栽判的严肃
性、权威性，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或两省高院依审判监督程序，对两
案进行再审，撤销错误裁决，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或抗诉，
要求最高法院进行再审；最高法院亦可直接提审或者指令省高院再审
。当然，全国人大可以对“沈案”实行“个案监督”，但最终的裁决
权依然应由法院方面作出，人大监督权不能取代司法裁判权。

　　纵观本案的来龙去脉，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启示：

　　其一：要从制度建设和观念更新两个层面，解决公安机关滥用职
权和越权办案问题。

　　从严治警和严格执法，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高度重视、有针对性地
进行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强化警察严格依程序法办案和尊重犯罪嫌
疑人程序权利的“程序法治”观念，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完善，对
警察的刑事侦查权及行政处罚权，进行有效约束。另外，要从制度层
面遏制公安机关的特权现象，必须建构法院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司
法审查机制，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将违反程序法的刑事侦查
行为及刑事强制措施，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其二，积极推进司法改革，根除“司法的地方化”和“司法的行
政化”这两大“病灶”，遏制司法和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沈案”之所以发生，主要就是因为执法和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
义作祟的缘故。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是制约司法改革进程的主要
“瓶颈”，不予以解决，中国司法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突破。

　　《人民日报》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2000年11月03日。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10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