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手法是记者的合法权利，但切不可在采访中侵犯被采访
者人格权，甚至引诱他人犯罪。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杨立新近日向记者
表达了对隐性采访的肯定与担忧。杨教授认为，隐性采访的法律空白
应该在《新闻法》出台时得到填补。

　　林：法律能否给隐性采访下个定义？

　　杨：隐性采访作为一个新闻概念，尚无准确的法律界定。用新闻
学者的语言来说，隐性采访就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
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
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
访形式”。

　　林：您提到过隐性采访是记者的“权利”而不是“权力”，这一
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杨：权利是公民或法人实现自己利益或者职能的一个途径。权力
是机关实现自己管理职能的强制性措施。新闻媒体没有管理的职能，
不具有强制性和必然性，所以是权利而非权力。

　　隐性采访是权利意味着，只要法律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就可
以依照权利人的意志行使。采访权利是以言论和出版自由作为其权利
的渊源的，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这就是说，媒体在采访中可
以使用隐性采访的手段，通过使用这种手段来实现新闻批评、舆论监
督的职能，推动社会进步。

　　在隐性采访的具体方式中，有的是法律所准许的，有的却有禁止
性规定。比如说，不能使用专用的间谍器材，用偷拍、偷录的方式采
访，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能“故意引诱被采访对象上当
受骗违法犯罪”。

　　林：您说的这后一个问题，可能正是记者在隐性采访中最容易触
到的雷区。

　　杨：的确是这样，虽然记者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但
是也应当注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为了实现自
己的目的而引诱他人违法犯罪。这是一条根本原则，不仅仅是在采访
中，就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也不能如此。这里的道理很
简单，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人犯了罪都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但是
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诱使他人犯罪，这不也是对社会秩序的
破坏吗？所以，新闻记者在采访中，绝对不能用这种方法进行采访，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新闻机关要承担法律责任。

　　林：有些尺度记者很难把握，比如新闻自由与人格权的冲突，尤
其是隐私权的问题，您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到合法呢？

　　杨：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自由是一种不受干预的状态，
但是行使自由权利不得以侵害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因此，自由是相对
的。而人格权是绝对的，法律给予这种权利的行使以强制性的保障。
在新闻批评和人格权保护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着重保护人格权。
新闻记者在采访中，要有强烈的保护人格权的观念，不能以行使新闻
自由为借口侵害公民的人格权，尤其是人格尊严、名誉权、隐私权和
肖像权。

　　林：新闻记者有什么理由能为自己辩护呢？

　　杨：新闻媒体对抗新闻侵权主张的正当抗辩事由有以下几种：

　　一、公众知情权。新闻媒体的职责就是将社会已经发生的和正在
发生的真实的事实，告知公众，以满足公众知情的需要。因此，公众
知情权是新闻报道的最有力的抗辩事由。

　　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涉及到肖像的使用，
涉及到个人私密的报道，只要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可以对抗
新闻侵权的诉讼请求。

　　三、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范围要比普通人小，不过，新
闻界和司法界对此应当谨慎对待。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也不应该受到不
法侵害。

　　林：现有法律对隐性采访问题是否有相关规定？

　　杨：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的我国立法中，对于隐性采访是没有
任何成文规定的。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空白，而隐性采访急需法律的
规范，这个空白应该在将来的立法中得到填补。（林波）

　　注：引自北京青年报2000年0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