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说过，一种倾向往往容易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人们常
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同志说过，右可以葬送社会主
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有右反右，有“左”则反“左”。
苏东法制正是经历了一个从极“左”到极右的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
代以前的苏东法制可以说是极“左”型的法制（人治下的法制），而
80年代至解体期间的苏东法制则是极右型的法制。其表现主要是：

　　第一，忽视法治的秩序功能，未能建立一个厉行法治所必需的稳
定的社会环境。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不无偏激地说，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
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这是因为法律调整的
是稳定的社会关系，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就没有法治。而苏东国家在
推进所谓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过程中，不注意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不注意法治发展的渐进性，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溃。一是群众性罢工
风起云涌，仅1990年1至4月，苏联就有124个城市发生罢工，参加者
达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卢布；二是各种犯罪事件恶性发展，
在许多大中城市出现黑社会集团，贿赂收买官员，作恶多端，民愤极
大；三是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等所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动辄集会
游行，如1990年1至2月全国就举行了2000余次群众集会，参加者达800
万人。频繁的集会游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二，执政党不执政，领导党放弃领导。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社
会转型时期和发展中的国家要想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确
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一政治领导核心或者是铁腕式的政
治家，或是牢固、长期控制政权的政党。而苏东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却不通过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来巩固党的领导、
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战斗力，相反却是一步步瓦解、削弱党对社会的
控制力。一是容忍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非法社团、政党的生长。自
1988年起，苏联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纷纷成立，至
1990年则增至9万个，其中1万多个带有政治色彩，900多个具有政党
性质。大多数政治性组织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些组织的纲
领和活动具有明显的反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苏联共产
党放弃宪法所规定的领导党地位。宣称党将“放弃政治垄断地位”、
“不再独揽国家大权，不觊觎特权和在宪法中巩固自己的地位，苏共
中央政治局24名委员除戈尔巴乔夫外，都不担任政府职务。“8·19”
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发
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
议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
顷刻瓦解，从组织上彻底解体。戈尔巴乔夫还命令停止为政党和政治
运动在苏联军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中
的活动。

　　第三，削弱、瓦解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坐视诸侯分裂而束手无
策。法律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凭借国家暴力而具有强制性，连两千年前
的法家韩非、慎到都强调“法”（法律）要和“势”（权势）相结合，
没有“势”就不可能有“法”的权威。而苏东国家的中央政权在所谓
的公开化、民主化过程中日益软弱无力。一是对地方的抗税行为束手
无策，二是对地方瓜分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所有的国有财产的行为
束手无策。纵观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
府疯狂瓜分国有资产，从根本上瓦解了苏联中央政权的物质基础。

　　第四，没有一个明确、科学的民主法治指导思想。苏东国家所要
进行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与西方当年所要完成的从
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可同日而语。而苏东国家不从本国实际
出发，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法治指导思想（或理论），相反却盲
目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等模式，结果造成思想混乱，人们失去
精神支柱、前进方向。

　　我们永远要记住：极“左”的民主法制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极右
的民主法制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能不搞，但绝对不能乱
搞和不注意渐进性的快搞。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8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