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对发生在农村的几桩奇案分别作了报道。一件是某地女
青年自少女时代即沦为“性奴隶”而一忍再忍，第二件是已婚（按照
习俗结婚但未登记）女青年状告“丈夫”强奸罪，第三件是某山区农
民为了800元标的的案件胜诉而不惜花费7000元为自己丢失的小牛作
“亲牛鉴定”。

　　这三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立场出发，可解读出不同的
法律文化内涵。但本人以为，为权利而斗争，这三案再次证明，国民
法律意识迫切需要认同这一论断。

　　“为权利而斗争”，这句话是一篇法学经典文献的名字，文献的
作者是鲁道夫·冯·耶林。初读该文时，对其第二章的篇名“斗争是
法的生命”，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法律的目标是和谐，斗争
怎会是法的生命？细读之后，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今天　《检察日报》
报道的这个案情令人发指的案件，更让人体会到，在一个法治社会，
对于每一个自然人（尤其是被害人）来说，斗争的确是法的生命。此
案给人的启发，除了引起人们对罪犯残忍行为的愤慨之外，还必须认
同这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为自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既是对自己权
利的维护，更是对法治国家的贡献！忍让决非出路，与犯罪的斗争，
这不但是个人的权利，更是一个人的义务。

　　本案被害人自未成年时即落入罪犯的控制之下，身遭凌辱，而后
被害长达数年之久，自应获得人们的同情，因为被害的弱者总是值得
同情的，似乎不宜再说些什么。然而，本案的要害恰在一个“忍”字。
“惨遭蹂躏，忍！忍，使稚者遭殃。流离失所，忍！！忍，使弱者彷
徨。穴居生存，忍！！！忍，使懦者麻木。重见天日，忍！！！！”
这一连串的忍字，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话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被害人学的角度看，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之后的态度，往往与其
再次受害有密切关系。如果被害人在初次惨遭蹂躏后，其本人或者监
护人能够奋起抗争，向司法机关控告，因强奸未成年女性在刑法上属
于重罪，则完全可能对罪犯处以重刑，则此后的犯罪还是否会发生？
而后刘萍在东躲西藏中又多次被纪强暴，被害人还是一个忍字，以致
最后身陷地穴之中，终日不见阳光，当听到干部来检查工作时，有呼
救机会，却仍然未能喊出一声“救命”，以致沦为罪犯的性奴隶！在
纪作案的每一个阶段，被害人都有与犯罪作斗争可以自救的机会，然
而，被害人却错过了或者放弃了这种机会。

　　与犯罪作斗争，利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目前的我国，
在绝大多数场合，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在与山东省相邻的安徽省、比
山东省苍山县发展程度好不了多少的云南省某山区，有两件奇案
（“婚”内强奸案和“亲牛鉴定”案），最终通过被害人自己的努力，
而获得了法律的公正，就说明了这个简单的道理。

　　一件是2000年6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的一桩强奸
案。安徽省凤阳县莲塘村女青年吉开桃，向公安机关状告自己的“丈
夫”（已按照农村习俗结婚，但未办理法定的结婚登记手续）李本武
强奸了她。尽管吉开桃所在村的人们都对她状告“丈夫”强奸一事感
到不解，甚至吉的亲戚们也不支持她，但是，吉开桃坚持认为，既然
没有登记就不是夫妻，不是夫妻，强奸就得判刑，于是决意告状，基
层公安机关感到案情特殊并未立即立案，但吉仍然坚持控告。最终，
强奸犯罪者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

　　另一件是2000年6月11日央视的高收视率节目《实话实说》报道
的一桩“亲牛鉴定”案。云南省昆明市某山乡农民老赵，在老毕家找
到并牵回了自己丢失的一头价值800元的小牛，但老毕却称此牛非彼
牛，遂将老赵告上了法庭，老赵为了保住那头“准准确确”就是自己
的小牛，也是为了避免背上“偷了别人的牛”这种在农村极为难听的
罪名，而不惜花费7000元对牛进行“亲牛鉴定”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两桩奇案中解读出各自不同的法律文化内涵，
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前者冒着被传统习
俗和父老乡亲“放逐”的危险坚持告状，后者是以7000元之代价通过
诉讼争取800元之标的。这两个故事的主角为维护权利都付出了不小
的代价（一个付出的是精神代价，一个付出的是物质代价）。

　　谁能说这种代价不值得？“正像国民不是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是为其名誉和独立而斗争一样，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
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道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
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
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耶
林：《为权利而斗争》）

　　法治国家的建成，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因为制度可以
塑造人的生活和习惯，使人免于恐惧和困乏；但是，现代化的法律制
度又离不开每一个人正常的法律观念的支撑。如果我们大家都对犯罪
一忍再忍，对诉讼缩手缩脚，即“法感情麻木无力”，则“此时法规
只能是一纸空文”。（前引耶林文）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为自己的权利，不再隐忍，而是
积极地与犯罪作斗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权利应尽的义务，而且
是对法治国家的社会秩序应尽的义务。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一个
安全的环境中安居乐业。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