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李涛律师为名誉权与广东正翰律师
事务所刘子龙律师对簿公堂，是由因为在另一起案件中，刘子龙律师
将自己的代理词给了媒体一份，媒体在报道时引用了代理词，而李涛
律师认为被引用的代理词中有对其“诽谤、侮辱性质的”不实之词，
“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权”，所以提起诉讼。

　　这个案例很有典型意义，它说明了法律运作过程中，诉讼参与人
的言论或行为是否享有“豁免权”？超过了怎样的“度”将受到法律
追究？

　　黄辉：名誉侵权的豁免

　　这个话题实际上蕴含着两个问题，一是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的言
论是否享有“名誉侵权的豁免”，二是对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的言行
进行的新闻报道是否享有“名誉侵权的豁免”。

　　在对这两个“名誉侵权的豁免”问题进行分析之前，我想先来谈
一个“豁免”的前提。即我们必须首先肯定当事人通过法律诉讼的方
式解决各类争议，这是一个合法的途径，运用这一途径解决纠纷不存
在侵犯对方名誉权问题。这一“豁免”的前提告诉我们，诉讼行为是
一个通过司法审理来辩清事实、去伪存真的过程，诉讼行为本身不存
在侵犯对方当事人名誉或商誉的问题，即便这一诉讼的最终结果证明
其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因为自己被起
诉而认为起诉方侵犯自己的名誉权。

　　游振辉：程序内言论享有豁免　　　　

　　诉讼程序具有封闭性，一方面是诉讼参与人是在程序规则规制下
才享有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的；另一方面是诉讼参与人在诉讼程
序中为实现自己的或所代理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为履行职责）所实施
的行为和言论，均不受法律追究，即诉讼行为的豁免。否则就不能完
满实现程序功能。比如，对有关个人隐私事实、有关商业秘密事实等
的陈述，就不能以侵权来对待，因为，为了解决有关纠纷，分清是非
曲直，必须是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如果诉讼中的行为与通常社会
生活行为不加以区分，采取同一判断标准，势必把行为所具有的特定
意义给模糊了，正如把特定物与种类物混同一样。

　　程序的封闭性是以两个变量的结合来体现的，即时间和空间。程
序正在进行中就是时间，在法庭上或法官指定的地点、程序行为所自
然延伸的地点（如法院内、法官办公室、执行场所等）都是空间。在
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内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享有豁免的权利，即使有
过激的言行，如陈述自己的理由、对抗对方的理由、为增强说理的力
度等，对此法官应当及时调控，仍不以违法论；只有出现了诉讼法所
规定的妨害诉讼的行为时，才实施法律制裁。另一方面，当诉讼行为
冲破了程序的封闭性时，该行为就发生了质变，不再享有程序内的豁
免权，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对方不愿让公众知晓的信息的泄露以及损害
对方在公众中的形象或声誉等，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代理词是律师诉讼行为的载体，在封闭的程序中，代理词的流转
是合法的，其言论不应受到法律追究，律师法中相应的规定也体现了
这一精神。但当事人或律师把代理词提供给有关媒体（冲破了程序的
封闭性），表明了提供者期待媒体引用其观点的意思表示，媒体引用
其述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或侵权的，已不再是诉讼行为，应
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充
分的、平等的发言机会，疏导不满和矛盾，使争议各方的初始动机得
以变形和中立化，避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压抑对抗倾向。因此，作为
律师更应清楚这些诉讼机制，自觉地用符合逻辑的有力论证使对方信
服，并让法官采纳其意见。应避免使用贬义词来诋损对手或在法庭上
哗众取宠。法官并不愿看这样的文字，对案件本身也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

　　曹呈宏：名誉权让位于司法权

　　法律所规定的无非是权利义务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说：
一方的权利就是对方的义务。但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有些情况下，一
方的权利行使恰恰是需要牺牲另一方的权利为代价，例如公民的知情
权和隐私权就有冲突的可能。这种冲突往往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来进
行相应的处理。这就需要法官运用法律的理论、惯例，通过法律推理
的方法来作出决断。我们所看到的李涛律师诉刘子龙律师名誉侵权一
案正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司法豁免权作出明确的规定，那么当司法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中，出现了侵害名誉权的情况，到底如何取舍？正如野
山法官所言，在理论上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司法人员在执行司法功能
的活动中，律师、当事人、证人在准备和进行司法程序中，他们发布
或公布、传播不真实的信息，均享有豁免权，法律不追究其诽谤的民
事、刑事及其他法律责任。事实上这也是美国、英国等侵权行为法比
较发达的国家的法律规定。

　　那么理论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法律又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
定呢？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的冲突，还存在
着司法权与名誉权的冲突，因为司法功能要通过程序来查明事实，必
须建立在各诉讼参与人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意思的基础之上。而各
参与主体所表达的信息真实与否本身就是有待查明的，所以如果不给
予豁免权，则行为人会由于担心承担诽谤之法律责任而不愿意向司法
机关传递信息。这将最终危及到司法权的行使，也将危及到社会公共
利益，而这种利益被认为是高于个人的名誉权的。因此在这特定的时
间和空间，名誉权让位于言论自由权和代表公共利益的司法权。这就
是司法及其辅助活动的豁免权的法理根据。

　　但是，司法及其辅助活动的豁免权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外，是
否还有侵权手段的限制，这也是个问题。因为我国法律对名誉权的侵
权行为规定了两种：诽谤和侮辱。诽谤是指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传播
不利于受害人的虚假信息，以误导他人，来达到损害受害人名誉的目
的。而侮辱除了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外，还可以通过行为来完成（例如
撕人衣服、投掷污物等等），当其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来侮辱他人时，
与诽谤往往会难以区分，我国立法和司法上也没有对两者作明确的界
定，但理论上认为一般可以以“是否会误导他人”来区别。诽谤是有
误导他人的可能性的信息，而侮辱则纯粹是一种人格的贬低（例如骂
人家“王八蛋”，当然不足以使别人相信受害人是王八的蛋，这就是
侮辱而非诽谤）。之所以要对侵害名誉权的这两种法定情形进行区分，
是因为作为侮辱来说，因为其与司法权的正确行使没有任何益处，容
忍侮辱行为不会对司法程序带来任何益处，因此，这时法律的选择应
当是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也就是说，侮辱行为不属于司法及其辅助活
动豁免权的范围，在司法及其辅助活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实施
侮辱行为的仍要负侵害名誉权之责。

　　该案法院至今尚未下判，但是由于涉及律师以诉讼参与人在法庭
上的言论规范，所以备受关注。

　　魏永征：言论的“特许权”保护

　　人们提问：名誉是特定人的社会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官司
就是对特定人评价的争议，而按照审判公开的规则，法庭上的言论不
管是否主动提供给记者都可能被传媒报道。即使在法庭上应当避免使
用那些过于刺激的形容词和成语，而作为民事欺诈案，控方当然要说
对方欺诈，而辩方对于控方也难免有所指责。如果败诉方要对被法庭
否定的言论承担侵害胜诉方名誉权的责任，甚至官司还没有打完就打
起名誉权官司，甚至代理的律师都会成为被告，那么原先的官司还怎
么打得下去？李律师没有告媒介，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以后类似情况都
不告媒介，那么媒介对诉讼案还怎么报道？

　　在外国诽谤法里，这个问题是靠对言论的“特许权”保护来解决
的。特许权是指为了公众利益或者保护他人合法权益，有些特定主体
可以作诽谤性（即指有损他人名誉）的陈述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包
括绝对特许权（absolute　privilege）和有限（有条件）特许权
（qualified　privilege）。对于享有绝对特许权的言论通常不得提
起诽谤指控，如：议员在议会的发言、诉讼参与人的法庭陈述、官方
内部文书等。有限特许权主要适用于新闻媒介，是指媒介报道特定对
象提供的新闻材料可以不负诽谤责任，所谓有条件，就是这种报道必
须是客观的、准确的、不含恶意的。有些国家对于新闻媒介有限特许
权有详细规定。从我国香港的《诽谤条例》可以看到，“条例”的
“附件”对媒介特许权的范围开列了很长的清单，我们知道香港的
《诽谤条例》来源于英国诽谤法。

　　我国法律以前只有人民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发言不受法律追究的规
定。随着名誉权纠纷的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发布《关于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有些就是关于特许权的规定。关于绝
对特许权的有：有关机关和组织编印的“内参”若有当事人起诉侵害
名誉权，法院不予受理。关于有限特许权的有：新闻媒介客观准确报
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不是侵害名誉权。关于打官司，
《解释》规定了因检举、控告引起的名誉权纠纷，除借机侮辱、诽谤
外，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是否适用于法庭起诉、辩论中言词争执
而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未见明确。此外，关于依法执行特定职务行为
是否享有言论特许权及其界限，不只是律师，还有检察官、法官、警
察等等，在各自的专门法里也没有规定。就是说，刘律师所说的律师
在法庭上发言受法律保护的法律，今天还没有，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
官司。至于新闻媒介的特许权，现有范围也比有些国家和我国香港的
规定小得多，近年来有关新闻媒介对于有些新闻材料有没有核实责任
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特许权范围不明确的问题。

　　这两位律师的官司其实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
正常运行机制和保护公民名誉权的平衡，我们有必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言论“特许权”问题。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6月07日：
http://www.jcrb.com.cn/html/2000/06/07/00520000607001.htm
法制日报2000年6月18日亦摘要发表：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00619/200006190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