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周末》在关于余秋雨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忏悔”目前已成为一个广泛的话题，这一话
题并不始于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从早期的“伤痕文学”中对“文革”
灾难的控诉伴随着对自身的反思，到80年代末提出的“全民共忏悔”，
之后的“二王”（王蒙与王彬彬）之争及“浩然现象”，都涉及到了
“忏悔”话题。怎样看待文化人掀起的这股“忏悔热”呢？

　　“忏悔”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是人类对自身罪恶的一种
反思、省悟。从这一角度来说，它与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一类的“内省”、“自
讼”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基督教的“忏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忏悔
层面上，相反，却由此出发，最终落实到了制度层面上。即：从对人
类罪恶的忏悔开始，而以建立防恶为目的的法治而告终。因为不仅少
数人会作恶，而且多数人也会作恶，所以民主也要法治化，法治要约
束民主，既要尊重多数，也要保护少数，特别要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
的正当权利的侵害。

　　而中国儒家的内讼、自责、“存天理、灭人欲”却没有走上以法
治约束恶欲和权力的道路，始终停留在永远的自责之中，形成了泛道
德主义的思维方式。所谓泛道德主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
所概括的那样，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
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
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终极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
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述道德的工具。中国过去因为道德意
识太强，它弥漫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使各方面的思想与制度始终
处于道德为婢的地位，缺乏健全的发展。结果，不但使各领域的文化
个性遭受严重压抑，即便是道德的本身，亦因越位的关系，一面企图
以道德垄断一切，竭力作虚妄的扩张；另一面事实上只能封闭在，甚
至可以说僵化在个体上，而没有一条落实的途径，使个体的道德精神
通向客观的广大面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缺陷最深的根源所在。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企图
借助思想文化解决一切问题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
激进主义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据此观照一下近年来一些文化人鼓噪起来的“忏悔热”，便很难
说它不带有中国泛道德主义的胎记，此“忏悔”非彼“忏悔”，西方
的忏悔导致，至少不影响、妨碍法治的产生和发展，而中国近年来的
“忏悔热”，对中国法治的培育并无益处。这些“忏悔”者（除朱学
勤最近有所省悟外）几乎没有关注法治的，批评别人的时候，从不注
意严守法律的底线。有的不惜侵害别人的隐私权来贬损人家，有的更
把污水泼向无辜者，如一位批评家撰文说，从一位妓女身上发现了三
件东西：唇膏、避孕套和余秋雨的书，以此证明余秋雨作品格调的低
下，岂不知这种说法不仅是对余秋雨本人，更是对千百万余氏作品读
者名誉的一种伤害。不管文化人如何高歌“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但总得遵守法律的底线吧？如果不是有法治这张盾牌，你如此狂
放，怎知你不会受到人身围攻、袭击，乃至生命危险？

　　不珍惜法治的人是不配谈论忏悔的，以泛道德主义的心态谈论忏
悔，未尝不可以被人视为“作秀”，同“文革”时期的“斗私批修”、
“活学活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做法，并无二致。

　　是真正的忏悔，就要关注、遵守法治，漠视法治的忏悔，是泛道
德主义的沉渣泛起。穿着时髦的鞋子，却走着传统的老路，说着前卫
的语言，却传播着腐朽的思维，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还少见吗？
在世界近代史上亦不罕见。例如，《共产党宣言》在批判封建的社会
主义流派时就指出过：“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
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
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
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
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
散。”但愿时下的“忏悔热”不要落得个如此下场。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