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是我国近年来声名昭著、成就突出的学者。近来，以
“文坛怪才”余杰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围绕两个问题，穷追不舍地向
余秋雨发难：一是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是否做到了守身如玉；二是
余秋雨该不该对“文革”时期的“失身”忏悔。笔者无意介入这一风
波，但感到其中的某些法律文化现象，令人关注和深思。

　　第一，余秋雨是否享有某些个人历史资料不为公众所知的隐私权？
余秋雨是一个文化名人，其作品已面向社会，而不仅仅限于学术界。
因此，可以把他列入公众人物。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对公众人物的
隐私权的保护程度要低于普通百姓，但又要高于政府官员。夸张一点
地说，政府官员因其与普通百姓的利害关系特别密切，因而几乎没有
什么隐私需要法律保护，他们在公众面前是“全裸”的。但作家、歌
星、球星在公众面前只能是“半裸”的，即与他们取得成就的相关因
素是需要向公众暴露的，而与其成就无关的隐私内容则要受到法律的
严格保护，因为他们和公众的利害关系不像政府官员、政治家那样密
切。

　　余秋雨之所以能够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其散文在公众中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那么，余秋雨的散文何以写得好？他受到过哪些老师的
指点、受到过哪些严格的写作训练？他阅读过哪些作品、受到过谁的
较大影响？这些本来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内容，但因余秋雨由其散文成
就而成为公众人物，则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要求，不受法律的特殊保
护。

　　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守身如玉，这属于余的政治表现，
与其散文成就并无直接关系，无需向公众暴露，法律亦应将其列入个
人历史资料，作为隐私权而给予严格保护。这样的保护之所以必要，
一定有利于余秋雨的内心安宁，保持旺盛的精力，写出更多的散文；
二是有利于余秋雨家人、后代的内心安宁。不恰当地抖落余秋雨的所
谓“丑行”，无疑会殃及余氏家人、后代，因此，我们一定要严肃地
想一想，究竟应不应该让余氏付出这样的代价？

　　第二，余秋雨是否享有不为自己过去行为忏悔的内心自由权？笔
者未曾、也无必要去调查余氏在“文革”　中有无劣迹，现在退一步
来说，即使他在“文革”中确有污点，是不是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来向公众忏悔？否！

　　思想自由、行为守法，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人的
行为要受法律的约束，而一个人的思想则不受任何强制性专政。这在
现代民法中被视为内心自由权，她属于人格权范畴。即：内心自由权
是一种以意志、意思决定的独立和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不
法强制他人接受思想观点、接受或者变更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都
属对内心自由权的侵害。

　　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无规定任何公民都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
现进行忏悔的义务，借助外力强迫一个人进行忏悔是有侵害一个人内
心自由权之嫌疑的。既然不是法定义务，那么公民个人愿不愿意进行
忏悔，完全由公民个人实行意思自治。但在这里存在一条民主与专制
的分水岭，即：民主社会对于一个人是否做出道德高尚的行为（包括
忏悔），实行自愿原则，虽然提倡、但不强迫；而专制社会则实行自
觉原则，不管你是否自愿，但在行为上你都必须自觉地这样做。

　　70年代初，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曾下跪于二战期间
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陵墓之前，为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而
忏悔，此举受到世人的普遍赞颂；但我们同样看到，在西方仍有极少
数信仰纳粹的人，只要他们行为上没有违反法律，其信仰仍然受到法
律、世人的容忍。这大概就是伏尔泰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誓
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政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至于他如何认识
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愿不愿意公开忏悔，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事
情，与公共利益无关，与其散文成就无关，余杰等人口诛笔伐，并声
称要“穷追不舍”地逼其就范，倒有点“文革”时“抓住一点，不及
其余”的“全面专政”味道。

　　当今的农民通过“海选”、乡村自治，将逐步熟悉法律；工人、
企业家亦由于涉足商海而逐渐熟知法治，而文化人长期生活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高校、文联、作协等又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批堡垒，因此，
我们真切地喊一声：文化人啊，别成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法盲部落！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