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习惯用语最能反映该民族的价值追求。仔细审视一下
中国人的习惯用语，便不难发现，私权意识的匮乏是其一大特点，下
面略举数端以说明之。

　　1.中国人见了面，总是关切地询问：“你吃过饭了没有？”农业
民族重视温饱吃饭，为此询问自在情理之中。然从尊重私权的角度出
发，这样的询问实属侵权。吃饭是人家的私权，你凭什么过问？

　　2.中国人路上相遇，总喜欢问：“你到哪里去？”迁徙、流动自
由是人家的私权，你凭什么要搞清楚人家去何处？私权意识比较强的
西方人路上相遇，从不询问对方要到哪里去，而是说一句“今天天气
好”而了事。

　　3.中国人的公用电话在城市比较普及，一些商店和一些沿街居民
出于赢利，开设了不少公用电话。但这些公用电话大都没有隔音亭，
一个人在电话里说什么，旁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还会催你“快
点讲，我还要打呢！”这样一来，公民的通讯秘密权全都被糟蹋了。

　　4.不少城市里的银行都设立了用磁卡自动取款的机器，大大方便
了顾客。然而由于没有必要的隔离设备，再加上国人大都没有一米黄
线的意识，一个人取了多少钱，旁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
公民的存取款秘密权便荡然无存了，甚至公民的安全权也会受到威胁。

　　5.在医院的产房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如果妻子难产，助产医
生便会对守候在产房外的丈夫问道：“你的妻子现在难产，你说吧，
你现在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笔者就曾遇到过这种事情，笔者是
这样回答的：“我妻子现在大脑清醒吗？”“清醒。”“会说话吗？”
“还会说话。”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既然我妻子大脑清醒，会
说话，这个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的问题就应该由她来决定。”“为什
么？”道理很简单：我的妻子大脑清醒、会说话，说明她有完全的行
为能力，生命权是她的基本人权，我如果向医生表态“要小孩”，那
就是剥夺了她的生命权，至少也是对她的生命权的不尊重，我根本没
有这个资格。同时，我也没有权利向医生表态“要小孩”，因为按照
民法通说，婴儿在脱离母亲脐带之前，属于母亲肉体的一部分，而不
属于丈夫肉体的一部分，因此，妻子此时有权决定是不是要小孩，因
为既然是她肉体的一部分，自然她就拥有所有权，或者说，只有她有
权在她的生命权与小孩的生命权之间作一选择。没有想到，当我作了
这番解释之后，却遭到医生的斥责：“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人！”我
怪吗？

　　6.记得某本史书有这样一段记载，慈禧太后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
见到一位漂亮的女性，便问人家：“芳龄几何？”人家碍于情面，被
逼无奈地回答：“年方十八。”慈禧太后一听，情致更高了，马上接
着问道：“可曾婚配？”这个封建老太婆哪里知道年龄、婚姻、收入
等都属于人家的隐私权，岂容随意问津！时至今日，我们到一个地方
开会，或应聘一个工作，经常要填数不尽的表格，要把属于自己隐私
的婚姻、经历等内容全都招供出去。还有一次，居委会的一位干部拿
来一张表格，要我填写是用什么工具、什么方法避孕的，我看了之后
立刻产生了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剥光了衣服的耻辱感！难道我最后
一块神秘、朦胧的小岛也要被人占领吗？

　　7.不少人片面、错误地理解“大公无私”这一口号，以为在“公”
的旗号下，一切“私”都要化为“公”。所以，不少城市的邮电局未
经当事人许可，就印制电话号码簿，公布人家的私宅电话号码。更有
城市规定，你若不想让邮电局公布你的私宅电话，必须向邮电局交纳
10元钱。简直是本末倒置！本来是你邮电局负有为私宅电话号码保密
的义务，现在却成了你的特权！

　　中国人日常习惯用语中侵犯公民私权的事例远不止以上数端。改
造中国的国民性需要一个漫长的岁月。列宁说，千百年来小生产者的
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法治文明国家，就必须让以尊重、保障公
民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