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之一。它将道德的作用无限地
扩大，而把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法律、经济、军事等）变成服役
于道德的仆人。如果说，在西方中世纪，一切学问都成了神的仆人，
那么在中国古代，一切学问则都沦为道德的丫环。什么“文以载道”，
“德主刑辅”，不一而足。道德被放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垄断一
切的地步。

　　在法律文化方面，与泛道德主义相对而言，便是泛刑主义。道德
强调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要克尽己守、承担义务，而刑法则大多是规定
人们必须作出某种行为或不得作出某种行为、履行某种义务的法律规
范。因此，在强调义务的履行方面，道德与刑法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随着泛道德主义的产生，泛刑法主义接踵而来。所谓泛刑主义，就是
在所有的社会关系经道德规范调整失效后，便用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
要么用道德来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要么用刑法来调整，而排挤了民
事和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作用。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德主刑辅”、
“明刑弼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泛道德主义和泛刑主义相结合。

　　这种结合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压抑了民法的产生和发展，进而
忽略了人们的种种权利，把人变成了简单的义务工具。在过去“文革”
的年代里，泛道德主义和泛刑主义的传统一度得到重演。一方面，通
过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要求人们提高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又
通过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对一部分有所谓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实
行“专政”。

　　道德和刑法当然都是重要的，但却不是万能的。泛道德主义和泛
刑主义的失误就在于它们处处夸大了道德和刑法的功能，束缚了其它
部门法学的发展，妨碍了人的个性凸现。

　　注：本文由雨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