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到某市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该市的火车站遇到这
样一件事：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孩子在候车，小孩子要
小便，其母带着她去厕所，可那厕所很小（在计划经济年代，男同志
出差机会多，女同志出差机会少，因此女厕所较之男厕所更小），早
已超员。小孩子急得直哭，偌大一个火车站就这么一个厕所，那位妇
女万般无奈，只好让孩子在厕所外小便。一位臂带红袖章的人在小孩
子便后走了上来，对那位妇女说：“随地大小便，罚款！”那位妇女
辩解道：“我懂得不要随地大小便的道理，但您看看，厕所小，人多，
我带着小孩进去两趟都找不到位置，我又不能让小孩憋死，所以只好
这样做了。”罚款人说：“根据我们市里的规定，罚款的多少取决于
小便面积的大小。照你小孩小便的面积，足足可以罚你20元。今天照
顾你，罚你5元，快交钱吧！”

　　这件事让我思考了许久。规定不准随地大小便，当然是对的，两
千年前商鞅变法就规定谁往大街上倒垃圾，就砍谁的脚。但人们在制
定这条规则时，往往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道理：大小便是人的神圣
权利，你不让人随地大小便，但你首先要多修厕所，而且要位置恰当，
标志易找易识，以方便人家行使大小便的权利！与此同理，你不让人
乱扔垃圾，但你首先要多设一些垃圾箱，以方便人家行使扔垃圾的权
利！你不让人乱过马路，但你首先要划定可以过马路的地方，斑马线
要醒目可见，以方便人家行使过马路的权利！你不让人随处乱设摊，
但你首先要给人家择定可以设摊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设摊，能够
赚钱，否则你让人家到野外设摊，有什么意思？

　　在我国台湾的台北市，为了不让人乱扔垃圾，当局每天在16小时
内出动垃圾车定时收垃圾，以实现“垃圾不落地”的目标。同一个地
方一天至少有 4次垃圾车定时经过收取垃圾，每周二、四、五又有资
源回收垃圾车，要求人们将垃圾依其资源可再利用性予以分类。为了
不让人随地大小便，当局广设流动厕所。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制定了诸如“七不”、“十不”、“三十
不”一类的市民行为守则，但与这些义务型规范相配套的保障公民权
利的物质设施并不那么健全。不少城市的垃圾箱或稀少，或破烂失修，
使一些不愿乱扔垃圾的君子提着垃圾袋到处寻找垃圾箱，上海电视台
就曾拍摄过这样的镜头；不少城市缺乏应有的天桥、地下道，马路口
没有斑马线；不少城市的厕所或稀少，或不易找到，繁华地段更没有
什么流动厕所。在这些涉及人的基本权利的设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却
要人们去模范遵守“七不”、“十不”、“三十不”等，这于天理、
人情、国法等方面都说不过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大缺陷，就是重义务、轻权利，把法律视
为防民、治民的工具，把民众看作唯统治者马首是瞻的仆人，对于“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法律通过保障人的权利来实现人类的幸福”
这些现代常识，古人是十分陌生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计划经
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权利观念迄今仍然薄弱，某
些国家机关那种对老百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主子”意识依
然顽固。

　　党的十五大报告庄严宣告“尊重和保障人权”，各行各业，特别
是国家机关必须把尊重、保障人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设定公
民某项义务时，首先要考虑与该义务对应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如果
法律只作单纯的义务规定，这样的法律难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难以
调动人们守法、护法的积极性。

　　　　　　　　　　　　　　　　　引自《检察日报》1999.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