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终极性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是对于各种争端，通过诉讼
程序解决是当今各种解决办法中的最终解决办法，终审后无论服不服
到此就打住了，不能无休止地争执下去；其二是司法解决争端的效力
是最高的，再没有任何一种解决争端的效力凌驾于其上。这种司法终
极性的特征，是当今人类探求文明过程中所能找到的最合理的解决争
端的办法。但是，司法终极性与认识论上所说的发现终极真理不是同
一概念，它强调规则，只要一个判决是按照法定程序规则产生的，就
被认为是正确的。然而，在强调司法公正的呼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呼声背后的理念：经过司法处理后的争端，在实体上必须是公正的。
其实，这是个误区。司法追求的是普遍的公正价值，在这一追求中，
可能以牺牲个别公正为代价；另一方面，在注重程序规则产生结论的
司法规律中，可能在个别情况下，无法实现个案处理中的正义。

　　这并非是为司法不公找借口，它与人类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是分不
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可知的，但并不等于说现在已认
知了客观世界的全部，总是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
这么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而逼近真理性认识。因此，任何认
识都是阶段性的和历史的，并非是终极真理。也正是基于此，任何制
度都不是完美的，总有不能周延所有情况的时候，司法也不例外。所
以，当司法具有终极性特征时，为使个案处理的不公正控制在最小限
度内，在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以“可不知论”为哲学基础，把程序设
计得更加精巧一些，法官在具体操作上应以这样的哲学观为指导，更
具艺术性地处理个案。

　　“可不知论”在诉讼中，是以举证责任的分担来实现的。法官虽
然有调查取证权，但通常应保守使用，除非出现法定事由（如当事人
客观上无法取证并提供了证据线索的）。这就是要强调法官只在当事
人提交的证据基础上来认定事实，并根据所能认定的事实做出相应的
判决。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法官可以不知。要改变那种“不可不知”
的观念，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去发现事实真相的做法，不惜四处调查取
证。这不仅违背了人类的认识规律，也违背了司法规律。所以，有智
者言：“有些时候，发现真实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而如果不付出这
种代价，虽然有可能会牺牲一部分公平，但实现的却有可能是更大的
公平。”因为，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只可能有一个近似真实
的认识，我们是在一个有限的过程中（程序）而不是在一个无限循环
往复的过程中来完成对争端的决断的。

　　我们常见的因原告证据不足而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就是“可不
知论”这一诉讼哲学的最生动演绎。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因证据不足而
驳回其诉讼请求，就是在程序意义上对案件实体做出的决断。驳回诉
讼请求，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归属于被告，也不是
原告对该权利永远失去了，当有新的证据时，仍可再提起诉讼。也就
是说，对讼争权利的归属法院没有做出决断，仍是悬而未决。当对当
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判决时，司法终极性的特征意味着对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给了最终划定。但为使可能出现的个案不公正，在程序设
计上使当事人的实体上的权利义务遇法定情形时并不最终确定，但却
终结了诉讼。这是司法终极性与具体程序之间的辩证关系。

　　法官们应十分明了这样的诉讼哲学，在审判工作中要严格按程序
规则办事，当案件具有不确定因素时，尽可能地通过程序来得出结论，
避免因司法终极性而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通过个
案追求普遍的公正价值，小心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终极性并不意
味着每一个案中讼争权利义务的终极划定，认识至此，是对人权的最
适当保障，也会避免许多武断专横的指责。因此，司法是一项极具艺
术性的创造性活动。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