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亚圣孟子就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强调了良
吏在法的实现中的重要性。近年来，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提出”历史上
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时下学界呼吁加快政治体
制改革的春潮再度荡起，汹涌澎湃。那么中国传统的（或曰计划经济
年代的）吏治究竟有何弊端呢？窃以为主要有二：

　　第一，管人的不管事。具体地说，各级党的组织部是管干部的，
党管干部也是我们今后不能放弃的一项基本原则，但长期存在的一个
问题是，组织部平时不管干部的具体业务，不那么熟悉所管干部的日
常工作，一句话，管人与管事脱节了。

　　这种管人与管事脱节的体制早在封建社会就存在。明朝朱元璋废
除宰相制度，中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直接对皇帝
负责，吏部是掌管官吏的选拔与考核的，它不参与其他五部的具体业
务活动，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在选拔官员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与
日后作官的具体业务无必然联系，通过熟读儒家经书而入仕的官员并
不知道如何依法行政、依法审判，只好求助游离于科举考试正途之外
的幕后师爷、胥吏来处理日常政务；二是在考核官员方面，由于吏部
对其他部的实际情况平时不得其详，到考核时，只能马马虎虎（或者
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这种管人不管事的体制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对管人的部门的尊崇
远远胜于对管事的部门。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
报》某日头版的一个通栏标题为“富不富，组织部”，意思是中国能
不能富起来，关键在于中国的各级组织部；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民间
流行的那些顺口溜：“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
领导家。”由于管人与管事相脱节，才会出现“会做不如会说，会说
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会塞不如会要。”由于管人的权力集中在
少数部门，民主选举、罢免的渠道不开阔，就会出现“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会出现“生命在于运
动，提升在于活动”；“不跪不送，听天由命；光跪不送，原地不动；
又跪又送，提拔重用”,就会出现“你民主，我集中。”

　　第二，管事的不管人。即：我是主管这项工作的，但我却没有人
事权，我无权任用、罢免我的副手和下属，我无权提拔、调动我的副
手和下属。尽管我和我的副手、下属志趣迥异，“感情确已破裂”，
但只要管人的部门不发话，我就必须和其厮守下去，维持那“死亡的
婚姻”。反正中国人历来艳羡乌龟的长寿，从来不考虑这种长寿究竟
有何价值；反正中国人历来追求“白头偕老”式的生活的数量，从来
不讲究生活的质量。

　　西方的文官是考任的，但文官系统之上的政务官却是多由总统或
首相选任、提名的。这无非是因为总统或首相不能坐而论道，要实实
在在地做事。为此就必然寻找愿和自己共事、能和自己共事的人；就
必然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人，只不过你所选择的人要接受一定的民主监
督，如总统对内阁成员的提名有待议会的批准。由主事者在一定范围
内选择自己的副手，就容易避免上下级之间不必要的磨擦，增强上下
级之间的相互依存、归属感，提高工作效率。

　　反观那种管事的不管人的体制，常常难以避免地产生“内耗”、
“窝里斗”，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由“自由恋爱而结婚”的，而是“乔
太守乱点鸳鸯谱”；或者是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但因一方另有新欢等
多种原因导致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然只要“父母之命”
未下，你就要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煎熬。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一些单位工作效率低下、办事相互扯皮；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官员
常常感叹“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不死不活赖活着”。这全是因
为他们是被“拉壮丁”、“拉郎配”而捏合在一起的呀！

　　小平同志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朴实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看起来艰难无比，其实并不难，只要你以平常心、人之常情去揣摩一
下官场上那些有悖常识的东西，还有何难可言！“平平淡淡才是真”，
信哉斯言！

　　注：引自检察日报2000年0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