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是什么？权利是做人的资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权利
的实质是尊崇人的选择，是追求自由。古、今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异是
什么？中、西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异又是什么？一言蔽之谓：权利与自
由！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千年、一百年，我们不难发现，那恰是权利觉
醒的一千年、一百年，是义务时代的结束和权利时代的开始，是消极
权利、积极权利和全面参与权利依次递增的年代；展望即将到来的一
千年、一百年，我们也不难预测，那将是权利全面实现的年代。

　　认真地对待权利，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名言。它有特定的含义，
即：认真地对待权利，是特指政府要认真地对待公民的权利。政府的
产生，系保障权利的需要；政府的权力，系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的结果；
政府的运行，系公民权利的启动。保障权利既是政府的出发点，又是
其归宿。

　　政府如何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是法学家世世代代都将穷究不舍
的永恒课题，身临世纪之交、千年之喜，为了表达对新世纪、新千年
的憧憬之情，为了告慰过去一千年、一百年为争取权利自由冤屈而死
的孤魂野鬼，我愿赘述一下千百年来前贤时哲的一些思索成果：

　　第一，公民的权利并非政府和法律的恩赐，而是政府不得推卸和
抗拒的义务。

　　笔者既反对权利至上，亦不赞成时下流行的所谓“法律至上”的
提法。“法律至上”是一种过分迷信法律的观点，法有良法、恶法之
分，你说的“法律至上”，是“良法至上”、抑或是“良法、恶法都
至上”？如果“恶法亦法”，那还不如无法；如果提“良法至上”，
那还不如画龙点睛地说“权利（自由）至上”。“法律至上”提法的
弊端就在于它把人由“目的”贬为“手段”、由“主体”降为“客体”
，否定了人们抵抗恶法的权利。现代民法的逻辑起点是“权利能力”
的假设，这一重要假设警示我们：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人类的法律只不过是它的翻版。我们的权利是天生的，
而不是某位救世主恩赐的！

　　第二，公民的权利与日俱增，政府的权力却是有限的。对公民而
言，法不禁止便自由，此处的“禁止”也需出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
的目的；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得行，法无授权不得行，更不得罚。

　　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利的无限性，就必须规定政府权力的有限性，
对公民的权利不可采用“列举式”的思维方法，但对政府的权力倒应
采用“列举式”。

　　第三，政府的权力实质上是一种满足公民权利需要的义务，因此，
法律授予其权力的实质，乃是规定其为公民权利服务的义务，因此，
对政府来说，“法有授权必须行”。

　　如果说公民对自己的权利既可享受、亦可放弃的话，而政府对自
己的权力则只可履行、不可放弃，因为政府的权力属于义务，不可转
让、不可怠行。所以然者何？盖因政府是由公民的纳税所养，公民通
过纳税，购买政府的优质服务；还因政府是由公民选举所生，没有公
民的选择或选举，政府无法问世。

　　第四，政府的运转必须程序化，即：政府必须按法定的方式和法
定的步骤来运行，坚决杜绝政府像脱缰野马那样放荡不羁。

　　政府管理活动的程序化，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需要，是
使公民免于恐怖的需要。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我们很
难得到一个人人都满意的公正结果，但我们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得到一
个人皆认同的公正程序。

　　第五，政府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必须得到切实的追究，必须给人民
留下抵抗暴政的神圣权利和有力手段。

　　鉴于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残害人类的教训，有感于林彪、“四人
帮”对中国人民的蹂躏，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相信“人性本善”的民
族所不愿思考的问题：怎样杜绝过去悲剧的发生？

　　居安思危，这是20世纪末的最后思考。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