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判
断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只要观察一下民法和刑法在该国法律文
化中的地位即可获知。大凡文明程度高的国家，民法就发达，并在整
个国家的法律文化中居于核心、灵魂地位；而在文明程度低的国家，
刑法则特别发达，民法相对萎缩。在整个国家的法律文化中，刑法居
于支配、统帅地位。历史表明，梅因的这一观点是正确和敏锐的。

　　民法最贴近人的本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此即人的本性。
禽兽的一面来源于人的欲望的膨胀，天使的一面来源于社会规范的矫
正与内化。而民法既弘扬人的天使的一面，又抑制人的禽兽的一面。
具体来说，民法首先是权利法，她以一系列权利（如物权、债权、人
身权、知识产权等）的设定来给人自由选择的空间，承认、弘扬人的
理性（理性的实质就是科学地选择）。同时，民法对人的禽兽的一面
又时刻保持警惕，她以一系列义务的设定来防止人的欲望的膨胀，义
务具有不可抗拒性，它是私欲扩张的紧箍咒。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民
法认为国家公权力的私欲最容易泛滥，最容易侵害公民的私利权，所
以民法主张私法自治、私法优先，凡公民私力可以妥善了结的事情，
无需国家公权力画蛇添足。

　　民法最贴近社会生活。恩格斯指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
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条件。”试看民法的那些基本原则，没有一
个不是社会经济生活准则的翻版。“身份平等”原则来源于商品交换
活动中的买、卖双方的人格平等守则；“等价有偿”原则来源于商品
交换活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均等或权利均等守则；“意思自治”
原则来源于商品交换活动中的自主独立，不得强买强卖守则；“诚实
信用”原则来源于商品交换活动中的约束非理性、用防止片面追求利
益最大化守则。民法直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她通过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直接促进了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她通过对人身
权的保护，调动了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的积极性。

　　民法精神是现代所有法律的价值基础。近代法治的出现即以罗马
法（主要是罗马私法，即民法）的复兴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说：
“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制的罗马私法便
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
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
国家里开始真正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
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
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为什
么罗马法（民法）能够成为近代法治的价值基础？就在于它以权利为
旗帜，指引了其他法律的发展方向。民法是权利法，民法的权利观念
引起了整个法律的革命。在权利旗帜的指引下，宪法成为限制公共权
利、保障公民权利的圣经；刑法的罪刑擅断主义被改变为限制司法权、
保障公民私权利的罪刑法定主义；刑诉法的有罪推定被改变为无罪推
定；控制行政权滥用的行政法问世，等等。一切法律的延续或诞生都
要经过民法权利观念的洗礼。

　　民法是当代人权的有力支柱。人权的核心是人格权，人格权的实
质是表达意志、实现意志自由。民法保护人格权最为有力，数百年来，
民法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等原则受到质疑与修正，但人格
权神圣和身份平等从未被怀疑和修改。相反，身份平等被推广到国际
经营法，演变为国民待遇原则；人格权神圣被推广到国际公法，演变
为一系列人权公约。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尚缺乏像西方那样悠久的民法传统，民法理
念几乎是中国民族精神中的一个空白。一个没有民法理念的民族是不
可能进入法治社会的，一个没有包含民法理念的法治断然不是现代法
治！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