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证制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社会立法、执法的民主化趋势，
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说到政府管理方式，听证制度与
传统的“倾听人民呼声”、“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又有什么不同
呢？

　　马怀德：当然不同。首先，听证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靠众多法
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和意义，它不是泛泛的
道德要求，也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工作规
则，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将影响某项决策或行政决定的效力。
其次，听证的核心在于“听”和“证”两方面。所谓“听”就是“听
取”，如果只“听”不“取”，或“听”而不“取”，则起不到“听
证”的作用。所谓“证”是指决策部门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利害相关人
提供的证据事实基础上，允许利害相关人就对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质证、
辩驳。换言之，决策部门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兼听各方意见，而且每
项决策必须是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有力证据基础
上的意见。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算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听证会呢？

　　马怀德：通常可以把听证制度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类。
所谓正式听证就是严格遵守听证规则的那种听证。行政处罚法和价格
法规定的听证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听证。我们可以把正式听证需遵守的
程序规则归纳为四项。一是公开原则，即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外，听证都应公开举行，也就是向利害相关人及社会公开。
二是职能分离原则，即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的机构和人员，不能从事
与听证和裁决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三是事先告知原则，
国家机关作出决策前，应当告知相对人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
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四是案卷排他性原则，国家机
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以听证记录
之外的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除此之外，正式的听证
程序还应遵循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等。

　　记者：看来这些听证原则确实可以保证政府的决策以及立法、行
政决定朝着民主、公开、公正的方向发展。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决策、
立法和行政决定都应采用听证程序呢？

　　马怀德：就听证程序的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立法、行政、司
法活动，特别是所有行政行为。但是，如果所有政府活动均要采用听
证程序，势必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也会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从各
国立法与实践经验看，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即使在行
政领域，正式听证程序用的也很少。单就行政听证制度而言，多数国
家将其限制在对当事人的不利行政决定的范围内。除了考虑行政行为
的性质外，确定听证范围还必须看这种行为是否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
成损害，损害是否达到严重程度。如果该行为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
决定，或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或借助自动化设备公布的行政行
为，或根据技术标准而为的羁束行为都不适用听证的程序。

　　从今后发展看，我国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展。首先，
应尽快建立立法听证制度，特别在立法法（草案）中应体现这一点；
其次，要在行政处罚法、价格法基础上，尽快扩大听证程序在行政行
为领域的适用范围；再次，目前行政机关承担了大量的居间裁决民事
纠纷的任务，过去并没有统一立法规定行政裁决的程序。我相信，将
听证程序引入行政裁决过程也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诸如行使侦查、
检察，审判及监狱管理职权的司法机关也应逐步建立起听证制度。

　　　　　　　　　　　　　　　　　　　　　　　　（郭文）

　　注：引自法制日报1999年11月11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