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检察日报》载文《网络电话惹出轩然大波》，其中称：
“信息产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目前暂不开放互联网上的电信业
务。违反这一规定进行经营性赢利活动就是非法经营。”

　　根据现代法治原则，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利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机关的权力都来自于合法
的第三方授予（我国是全国人大），因此，作为国家垄断经营的“专
营”，必须由第三方授予，信息产业部无权自己给自己设定，其设定
是违宪的。如果把自己给自己的设定作为对世的行为准则，凡是不符
合“我的设定”的，都是“违法行为，电信行业管理部门将会同国家
有关部门予以严厉打击。”那么，建议三月份的全国人大撤销信息产
业部或者撤销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确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针，因为，信息产业部根本违背了一条自
然法则：“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决不是一句空话，它首先要求
各级领导转变观念，学习法律知识，并要用先进的法观念武装头脑，
建立法律至上的信仰。否则将严重阻碍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从有关
部门对IP电话案的反应来看，依法治国令人堪忧。他们不是从法治的
角度来看问题，也不是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中国是否融入世界
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来看问题，而是局限于个案，堂而皇之地
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明显具有保护部门利益的痕迹，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没有遵循上述的现代法治原则。对此，我们要大
声疾呼：要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与
此相悖的，要彻底清除。凡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阻碍中国入关的
一切言论和行为，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并彻底揭露它。

　　我们充分注意到“互联网上的电信业务”这一提法，这是故意把
传统电信业务和互联网搅在一块。传统电信业务就是传统电信业务，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IP电话不是传统电信业务的组成部分，它是互联
网的增值附加，是互联网的基本功能之一，本质上是“通过互联网，
传输多媒体信息”，与传统电信业务是两码事。所谓“暂不开放互联
网上的电信业务”，实则是：根本不存在传统电信业务利用互联网这
一现代通信工具开展运营的问题，更何来“开放”之说？要说“开放”
，应当是其首先存在，并且该业务和运营方式是其独家享有。现在已
经明确的是，互联网的经营不是国家“专营”，而IP电话作为互联网
的基本功能之一，与互联网不可分离，是互联网整体功能的重要组成
部分，根本就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对其“开放”的混淆视听，
我们暂且善意地理解为逻辑思维的严重混乱。

　　其实，IP电话案的本质在于审查公安以非法经营的犯罪嫌疑对原
告采取法律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是不是滥用职权的问题；并不是审查
IP电话是不是“专营”等问题，只不过这一问题关联着被审查的行为
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笔者高度赞赏福州
中院以站在时代浪尖上的勇气和胸襟，作出的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
的裁定，而且该裁定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首次冲破陈规，把
原本应在发回重审的内部函中说明的问题，直接放在了裁定书中，以
宏篇巨制阐述了本案方方面面的问题，从而增强了审判的透明度，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暗箱操作、司法腐败的作用。可以说，二审裁
定很好地实现了法的社会价值中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让世人再一
次体会到：法官的素质直接影响人们对法治理念的建立，对法律的信
仰。它蕴含着对依法治国的巨大能动作用。

　　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目前，信息产业部正在和最高人民法
院加紧就此类问题进行磋商，一个权威的司法解释不久即将出台。”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信息产业部的这一行为不是出于“公心”，而
是以隐性当事人身份之嫌做着急功近利的事。同时我们还认为，本案
涉及的一些问题，还未发展成熟，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抽象的司法解释的条件，还不充分。我们同样注意到，近年来，
凡最高人民法院出的司法解释均以“法释”号出文，并由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这标志着司法解释的规范化；如果是对在诉
讼中的个案答复，必须要有下级法院的请示，而不是针对具有隐性当
事人之嫌的信息产业部的请示，对此，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我们由衷的希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真正化为各行各业中的各
级领导的行动指南，在人民群众的心里、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生根
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