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说到底是要理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权利观。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破解传统法律文化
密码，找出国人在权力、权利、义务、程序等一系列现代法律基本范
畴上面的认识误区，做一番破旧立新的工作。

　　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权力观有如下四点误区。

　　第一，从价值观念来看，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两种意识同时兼存。

　　与西方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相反，中国人对权力具有浓厚的崇拜
心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
“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官商勾结）是中国传统商人财
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
拜的对象。权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础。

　　但一种现象往往掩盖着另一种现象。在权力崇拜的同时，中国人
又常常出现权力虚无意识的泛滥。例如，不少人自以为“天高皇帝远”
而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
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这
些都是权力虚无意识的反映。

　　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
为自然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给自足性，万事不求人，这就容易产
生权力虚无；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
（自然灾害、社会强暴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
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崇拜容易导致专
制政治，权力虚无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现代法治既反对专制，倡
导权力制约；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倡导法律至上。

　　第二，从运作方式来看，中国人往往不注重权力运行的程序化，
随意性和神秘性较强。

　　中国历史上权力的产生与更替，不外乎战争与“钦定”两种方式。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毫无程序可言。“钦定”则系于君主一人之心，昨日高兴立彼人为太
子，今日热点转移，定此人为王储，毫无规则可谈。其次，权力的行
使具有随意性和神秘性，中国人喜欢包公，但包公恰巧是一个最不讲
程序的人。他治下三把大铡刀，想铡谁的头就铡谁的头；死刑须经复
核程序，而包公可以“免检”，侦查、起诉、判决、执行须看成一体，
相互制约，而包公则侦查官、检察官、法官、执行官等一身四任。

　　第三，从监督方式来看，中国人比较注重对权力实行从上到下的
监督，而忽略从下到上的监督，特别是横向的、对等的权力实体之间
的平等性监督。

　　中国历史上对权力的纵向监督，不可谓不完备、严厉。单看明朝
朱元璋不惜采用种种特务手段监督百官，直害得百官上朝前与爱妻挥
泪诀别，不知此去能否平安归来；下朝后回家则与家人把酒庆贺“又
苟活一天”，就知道过去对权力纵向监督之残忍苛刻！但是，这种纵
向监督却存在两个不治之症，一是留下了一个监督空白点，即无人对
君主监督；二是容易引起管理系统的功能紊乱，即上级包办代替下级
的权力，正常的权力分工荡然无存。

　　所谓从下到上的监督，是指新闻媒体、自治组织等社会权力实体
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所谓横向的、对等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平等性监督，
是指将国家权力划分为对等的若干实体（如法院与检察院），使之处
于平等地位，以对人民主权负责的精神而相互制约。而这两种监督在
过去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都是相当欠缺的。

　　第四，从控制范围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权力不但要约束、控制人
们的行为，还要控制人的信仰、灵魂，这与西方行为归法律、信仰归
宗教的历史传统大异其趣。

　　西方有句民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意思是，
一个人的灵魂、信仰应由上帝管辖，而一个人的肉体、行为则应由世
俗政权管辖。但中国古人从不这样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开了行政
干预学术、权力裁决认识的先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
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禁锢了中国人的思
想千余年；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使千百万知识分子成了御用文人，不
能成为独立的认识主体。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民众，亦可残害民众。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