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如
果犯罪嫌疑人有罪，那么如实陈述无疑表明其认罪服法，思想上已有
一定的悔改表现；反之，企图利用沉默或拒绝回答问题来逃避罪责，
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对这两种犯罪嫌疑人处理时理应区别对待，这
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如实陈述
义务，不少学者认为，这为区别对待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理论上说，如果最终的结果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犯罪
分子，那么，对他的处罚因其认罪态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这当然是正
确的。但是，说“如实陈述义务规则为区别对待提供了法律依据”，
并将它作为否定沉默权的理由，这实际上是说：如果立法上规定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就无法对其在法律上予以区别对待。这
种逻辑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在规定沉默权而不规定如实陈述义务的
情况下，可以对那些如实陈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奖赏，而对
那些保持沉默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不予奖赏。予以奖赏和不予奖
赏，不一样是区别对待吗？为什么不规定如实陈述义务就不能区别对
待了呢？如此看来，说如实陈述义务为区别对待提供了依据，不如说
它为惩罚保持沉默者提供了依据。

　　可是，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是不能仅仅因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保持沉默而对其施加惩罚的，当然也不能仅仅因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保持沉默而对其加重处罚。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虽然从理论上
到立法上都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但是也坚决反对在诉讼中搞有罪推
定。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法定从重和加重情节中，也从来都没有“保
持沉默”这一条。我们的学者深知对保持沉默者施加惩罚的观点是有
可能要导致有罪推定的，所以绕了个大圈子，不说如实陈述义务为惩
罚保持沉默者提供了依据，而说如实陈述义务为“区别对待”提供了
依据，真是何等的聪明！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不仅如实陈述义务违背了无罪推定关于
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而且，要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实现区别对待，就必须赋予他们针对指控保持沉默的权利。诚
如主张保留如实陈述义务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在刑事诉讼中，如果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那么如实陈述无疑表明其认罪服法，思想上
已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反之，企图利用沉默或拒绝回答问题来逃避罪
责，则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但是，从法理上看，只有当一个人的行
为是受其自由意志支配的时候，才谈得上对这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上
的判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意志，或者在作出这一
行为时不能用健全的方式进行推理和决断，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该行为
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在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去杀人，那么我
们最多只能说这个人意志不够坚定，而不能说这个人有多坏；但是，
如果这个人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杀人，那就另当别论。同样，在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已经认罪服法这个问题上，除非他享有在如实
陈述和保持沉默之间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否则就不可能对他的主观状
态作出是善还是恶的价值判断，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对他实行区别对
待。如果在立法上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如实陈述义务，并且
要对违反该义务的嫌疑人、被告人施加惩罚，则无异于强迫其作出供
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陈述，也无法判
断其主观状态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对法律所规定的不利后果的恐惧，
因此也就无法对其主观善恶作出判断，这显然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相
去甚远。说如实陈述义务为区别对待提供了依据，无异于“真实的谎
言”。

　　注：引自南方周末1999.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