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到基层采风，听到不少民间批评一些人说假话的顺口溜，
如“村哄乡，乡哄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统计、
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全都服从于领导的决策算计”；“总结
问题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汇报成绩用乘法，谈到问题用除法”，
等等。为什么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说假话的坏风气多年来屡禁不止呢？

　　80年代初期，作家巴金曾写过几篇关于说真话的杂文，他认为说
假话的根源有二：一是说假话者放弃了独立人格，随波逐流地讲假话，
二是说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说：“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
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文革‘十年中’我讲假
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
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负的责任更大。……封建
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
假话。”

　　80年代末期，史学家谢天佑在《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一文中指出：“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敢讲真话，是出于怕，而在
操一切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君王面前又不可能不怕。因而，从这个意
义上说，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根子在于对专制主义的畏惧。韩非写
《说难》，公开传授讲假话、讲违心话的技巧，鼓励以‘振世’为目
的的法术之士用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去与专谋私利的‘当除之
人’争夺君主的信任，可谓用心良苦矣！”“看来，讲假话、讲违心
的话，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制度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
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谢教授的这一观点是对巴老关于“说假话
是被逼出来的”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

　　关于说假话的原因，除了巴老、谢教授所论两条之外，我认为还
可再补充一条，即说假话有时可以升官发财，因此，它不仅仅是威逼
出来的，还往往是利诱出来的，民间一些顺口溜形象地说道：“为有
数字能升官，敢把牛皮吹上天。”

　　丧失人格，人云亦云地讲假话，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逼着人讲假话，
升官发财引诱着人们说假话，这大体上是产生说假话的三种原因。怎
样诊治这一政坛顽症呢？

　　第一，完善人格，确立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不健全，这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大弊端。人类是从近代开始觉醒的，其标志就是有了主体
意识。

　　所谓主体意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和他人平等地
表示意志的人格完全的主体。培育主体意识，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可
以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要一棵树把人吊死；发财致富的途径多种多样，
不要让当官一条路垄断。经济自主权是整个社会主体意识普遍确立的
前提，只有“富”起来，才能真正“站”起来。

　　第二，完善民主政治，在政治资源方面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而不是“官有、官治、官享”专制集权政治必然导致一些从政者对
上是只温顺的“羊”，对下变成凶狠的“狼”，不以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最高价值目标，不受新闻媒体、民间团体等社会权力的监督。在实
行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规范权力的民主制度，不由民主选举产生
公权力，一权独大、一人独秀的体制势必造就一批“领导说方，他说
不圆；领导说长，他说不短；领导说砂锅能捣蒜，他就说捣不烂”的
溜须拍马之徒。

　　第三，完善法治，保障人权，使人免于恐怖，专制的特点是喜怒
无常，随意性极大，法治的特点则是稳定可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抑强扶弱。说真话（实话实说）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不赞成你的观
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伏尔泰语）；求安全是
人的基本要求，而“法律秩序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
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
的草木”，“法律是利剑，是护身盾，是威慑力”。

　　道德与法律，是连体双胞胎。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