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司法公正的话题时，我们有必要关注物质问题，“吃皇粮”
、“计算司法成本”等命题都指向这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我们能
否建立适合司法特点的财政福利制度。这一点大家已经达成共识，这
就是，充足的办案经费、优裕的福利待遇是阻止相当一部分司法腐败
现象的物质基础。

　　　　当代世界各国法官保障制度均实行报酬上的高薪制

　　西方法官保障制度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法官待遇从优有着自己
的理论基础。

　　据1983年11月15日《英国经济学周刊》公布，英国大法官年薪高
达59300英镑，而同年首相的年薪却为49000英镑。美国宪法第三条第
一项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
在其任职期间得领受酬金，其金额在连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据统
计，美国大法官终身任职以致在任上去世的占一半以上，大法官的年
薪高于内阁部长。俄罗斯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改变了
法院的财政管理体制，将过去的财政分级管理改为联邦政府一级财政
管理。在日本，宪法规定，法官的报酬在任职期内不得减少（见《日
本国宪法》第79条），法官非依宪法程序不得罢免、转职、停职；最
高法院院长的薪金等于内阁总理大臣、两院议长；对法官处分，不得
给予减薪；即使因财政紧缩，对公务员减薪时，也不得对法官减薪。

　　　　我国司法经费的现状与司法公正程度的制约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较长一个时期内，由于经费不足、待遇保障不
力等原因，出现了司法机关参与经商、司法人员非法介入经济活动、
挪用扣押款物等现象。在司法领域，官商不分导致公众对司法的不信
任。然而，在“吃饭财政”下，拮据的财政状况与法官待遇存在制约
关系。

　　1978年全国财政供给人员（含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等） 为467万
人，1996年为1093万人，增长134％；1978年全社会从业人员为40152
万人， 1996年为68850万人，增长71％。可知财政供给人员增长超过
全社会从业人员增长63个百分点， 1978年机关财政经费为49亿零9百
万元，1996年增长到1040亿8千万元， 为1978年的20倍。政权机关的
行政管理费用在国家财政开支的11个主要项目中仅次于文教卫生事业
费（1704亿元）居第二位。1996年底，财政供养人员已达3670万人，
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
2.1％上升到3％。每年吃皇粮要吃掉国库3700亿元，每30个中国老百
姓要养活一个官。

　　从当今揭露出来的司法腐败案看，司法官员在物质生活上的不富
裕是一重要的客观原因。《法制日报》报道，东北某地法院在经济审
判中如涉及本地国有企业时，立案和判决执行都得经政府审批，公然
违反宪法明文写着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而现实生
活中，一些司法人员之所以热衷于乱罚滥扣，甚至吃拿卡要，除了部
分源于司法人员泯灭了良知之外，财政等体制上的因素不可忽视。因
为这些违纪现象的背景往往是法院、检察院的全年财政拨款还不够半
年的开销，一些地方，甚至连司法人员的工资也经常不能到位，于是
政府在财政预算时往往把应当拨而无力拨的那部分缺口以下发“罚没
指标”的形式进行弥补，还美其名曰“功效挂钩”。在这样财政体制
下工作、生活着的司法人员，除非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否则，
“能”“想”“敢”“要”腐败的现象总难禁绝。这大概就是邓小平
同志那句名言“制度不好可使好人走向反面”的一个现实的例证。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