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
论。因此，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不
能缺乏世界一流的法律思维、法学理论。

　　然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虽然铸就中华民族以人为本、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等不少迄今仍具魅力的思维方式，但毕竟受自然经济、
专制政治和宗法社会的制约，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不少与现代
法治不相适应的内容，经学思维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周易》、《尚书》、
《诗经》、《春秋》等儒家典籍逐步被统治者法定为“经书”，历代
正统学者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经书研究之中，建立了一门作用几与
西欧中世纪神学相同的经学。两汉以后，各种学术研究无不以经学为
主干，以注释经学为主要的价值目标，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上绵延不
绝的典籍读解模式——注经。“注经”这一思维方式所要求的只是向
“本文”的回归，并不在意思想创新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学者们殚精
竭虑，皓首穷经，为的只是文字训诂，写出一篇符合经书原意的古籍
文章。他们的思想完全禁锢在“本文”的死文字中，宋儒朱熹说：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
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
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这就是说，古代圣人的千言万语凝聚
为经典，只要我们就其字句仔细探索，便能领悟圣人所说的世界根本
法则究竟是什么，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何用处。因此，古代对经典
的解释，名目繁多，有“传”（或逐字或逐句解释经文，或阐明经典
微言大义），“注”（对经典中的难解字加以解释、疏通），“笺”
（引申、发挥或补充、订正前人的解说），“疏”、“正义”（对前
人的注解进行诠释）等，从“经”到“传”、“注”、“笺”，“疏”
、“正义”，形成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层层演
绎的解释系统。

　　注经思维方式素为统治者认可和倡导，因而在法学领域产生了相
应的律学思维方式。所谓律学，是中国古代从文学和逻辑方面对法律
条文进行详细解释的学问。它不探求学理，也不具有批判意味，只是
为了有利于法典的宣传和实施。

　　悠久的经学、律学思维模式，严重地压抑了中国法学的繁荣发展。

　　第一，缺乏思想创新。学问最难是创意，思想创新是法学发展的
基础。从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西方法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以新的概念、
命题的提出为前提。然中国法学在经学思维模式形成以后，长期跳不
出宗法伦理本位的窠臼；50年代引进前苏联维辛斯基法学体系后，我
们也曾长期裹足不前；近年来西学东渐，又有一些人陷入“西经”思
维模式。难怪有人要问：“法学家，你的贡献是什么？”

　　第二，缺乏学术流派。学术史就是流派史，纵观西方法学史，亘
古及今，流派众多，大的方面不仅有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社会
法学派，而且自然法学派又有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之分，
实证法学派又有功利派、分析派等。反观中国法学史，学术流派的稀
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三，缺乏学术个性。一是长期以来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缺
乏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古代的法学研究不外是围绕德刑关系、重刑
轻刑问题等展开，对这些问题，其他学科同样可以研究近代则纠缠于
法的阶级性、社会性；法与时政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其他学科亦可
论析。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学开始努力寻找自我，但除刑法学等极
少数之外，其他法学分支学科很难说形成了逻辑性强、积淀深厚的体
系。二是众多的学术研究者往往千人一面，鲜有个性。学术成果大都
属于注释、译介、综述，甚至还停留在教材大战水平上。

　　法学的幼稚归根到底是法学家的幼稚，是思维能力的低下，观念
比模式更重要。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