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很少有主张把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家，但在中国思
想史上，主张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不乏其人。古代有荀子，近代有梁
启超，当代则更多。这种主张的理由说来说去不外乎是：法是由人来
制定的，有“治人”方有“治法”；法是靠人来实施的，有清官方有
“青天”。所以，法治离不开人治。

　　这种理由听起来似乎是无懈可击，其实是“歪批《三国》”。法
治与人治的分水岭，根本不在于法是不是由人制定、靠人实施，而是
权大还是法大。具体说，当法律与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
法最终控制、支配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
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通俗说来，就是能不能管住“一把手”。

　　一部人类法律思想史，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一部人类运用智慧
约束“一把手”，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史。

　　早在中国奴隶社会，有识之士就主张“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
勿使过度……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即必须
设置专门人员来制约君主，对君主的善德要加以宣扬；对其过错要加
以纠正；忧患要加以排解；对严重失职、不可挽救者，要将其废除。
按照周代的规定，君主虽然对贵族大臣拥有生杀予夺大权，但贵族对
君主亦有进谏、放逐、诛杀三种权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
亦主张用如下三种方式限制君权：第一，道德规范。从孔子开始，有
见识的知识分子便孜孜不倦地设计“君道”，要求君主在“正心、诚
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轨道上前进。第二，
祖宗成法。如明朝张居正为辅佐大臣时，曾告诫明神宗“方令国家要
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第三，宰相。从荀子到黄
宗羲，古代的有识之士都希望相权能对君权有所约束。在宰相制度下，
宰相的确可以制约君权。其中最主要的制约方式是：宰相如果认为皇
帝的诏书不妥当，可拒绝副署，并将其封还皇帝，此即“封驳权”。

　　然而，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由于君权最终不可动摇、
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因此中国只能处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之中。有学者计算，中国封建社会的一
个朝代平均寿命为两百岁，前一百年为稳定发展时期，后一百年为衰
落灭亡时期。原因是开国初期的君主大都长于民间，深知创业之艰辛，
能够励精图治；而后来的君主大都长于宫中，不知人间之冷暖，在昏
庸荒淫中丢失江山。

　　鉴于人类历史上“人治”的惨痛教训，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衡、
多党竞争、新闻监督等法治手段限制、约束统治者，尽管这套体制、
机制具有极大的虚伪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
定性。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能从民主法治上有效地
预防、纠正“一把手”的错误和违法事件。对于领导人的错误和违法
事件，常常是只有静静地等待这位领导人去世之后才能纠正。

　　迄今，各级“一把手”的违法乱纪仍是依法治国中的一个顽症。
1996年，浙江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144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中，
党政“一把手”有46人，占31．9％；在1996年至1997年7月的一年半
时间里，四川省受撤职以上处分的283名科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
一把手”就有181人，占总数的64％。

　　1956年毛泽东指出，像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情在西方的
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大可能发生；80年代初期邓小平指出，过去
我们常常把领导人的讲话当做法，违反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违法，领导
人的讲话变了，法就跟着变了。今后我们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让我
们的民主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
改变而改变；90年代江泽民同志指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
下来。

　　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法治的关键是：管住“一把手”！
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存在！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