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后，总是希望查出
加害者是谁，并对加害者予以惩罚，否则便认为公平得不到实现，正
义得不到伸张。基于这种对加害者必须象拔草一样揪出来制裁的强烈
愿望，中国的程序就变成了以发现真实为最高目的的程序。程序的设
计不仅仅要解决纠纷，而且要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解决纠纷。下级司
法官吏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往往会被上级司法官吏
推翻，同时下级官吏亦会因此而受到惩处。而那些善于在各类案件中
查清事实真相的审判官员，则往往会得到提拔，并受到群众的拥戴。
我们的人民至今都对包拯这样的“青天大老爷”顶礼膜拜、千呼万唤，
一方面固然因为其廉洁无私，但更重要的还因为他们“断案如神”。
从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来看，他们之所以受到崇拜，并不是因为他们
精通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擅长于发现事实真相。我们现在虽然主张断
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与法律并举，而我们的
传统却更注重“以事实为根据”，在适用法律方面，倒是可以商量的。
事实真相被提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以至于往往在程序设计中忽视了人
权的保障。只要能发现真实，牺牲人权是毫不吝惜的。

　　而在英美等国家，发现真实固然也很重要，但是保障人权更为重
要。“真实”诚可贵，“人权”价更高。在程序开始以前，一切过去
的事实都是不确定的，都是有待认识的。诉讼程序既是一个解决纠纷
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过去的过程。但解决纠纷是首要目的，认识过
去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然而如果认识过去要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那么人们宁可放弃这种认识过去的愿望，而以另外一些代价更小的方
式来解决纠纷。

　　很多学者一直认为，指导西方诉讼法学专家的哲学思想，无疑是
不可知论。这些学者断言说：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所
以他们才放弃了对于事实真相的追求；如果他们认为世界是可知的，
他们就不会放弃对于事实真相的追求。

　　现在看来，这样的推论是有欠考虑的。这些学者大概没有认识到：
放弃对事实真相的追求，不见得就是因为事实真相不可追求，而也有
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存在比事实真相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有些时候，
发现真实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而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虽然有可能
会牺牲一部分公平，但实现的却有可能是更大的公平。

　　尤为重要的是，在诉讼当中，不可知论和可知论实在没有什么区
别。因为就人类能不能认识客观世界而言，可知论与不可知论都主张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是无限接近而不可能完全同一，它们的唯一
区别在于：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可知论认为人类无法全面
地认识客观世界，而可知论则认为，人类在将来有可能全面、彻底地
认识客观世界，但这必须以人类的世代更迭和无限循环地认识为前提。
而诉讼则正是要在现在——在一个有限的过程中而不是一个无限循环
往复的过程中——去认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它只可能有一个
近似真实的认识，而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真实的认识。既然如此，在诉
讼哲学上，区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指导诉讼观念的哲学思想，本来并无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之分。凡主张必须象拔草一样揪出犯罪分子或其他违法分子的，是不
可不知论；凡主张在发现真实的过程中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前提的，是
可不知论。什么时候我们的观念跳出了无聊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框
架，而在可不知论与不可不知论之间进行权衡，也就是在发现真实与
保障人权之间进行权衡的时候，我们的程序才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注：引自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