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社会，人都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先进的人，中国古代
称之为“君子”；二是落后的人，称之为“小人”；三是既不先进又
不落后、或既先进又落后的中间人，称之为“中人”。法律是人的一
种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既不是以君子的思想境界为标准，更不是
以小人的思想境界为依据，而是以中人的思想境界为基础。换句话说，
法律设定罪与非罪、过错与否的标准是以中间人的价值观念为分水岭。
为什么？因为先进人与落后人，在一个社会中都居于少数，中间人则
居于多数，而法律只能惟多数人的马首是瞻。

　　对于这一点，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
那说过，实在法（人们制定的法）是为了芸芸众生制定的，应当适应
大多数普通人的接受能力，而不应当从有德之士的接受能力出发，对
只有有德之士才能戒绝的恶习，规定普通人也必须戒绝。法律只能禁
止大多数人可以做到不犯较为严重的恶行，阿奎那这种按普通人道德
水准而非按圣贤（有德之士）立法的思想在西方是具有代表性的。美
国当代法学家富勒强调指出，法律不应当规定多数人无法做到的义务、
实现多数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否则，政府官员就会面临一种困境：
要么强迫公民去实现他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从而构成十分不公正的
行为；要么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从而削弱对法的尊重。中国
古代的思想家韩非子亦认为，在治理国家的君主中，“贤者”是极少
数，而昏庸暴虐的君主也是极少数。现实中的大多数君主都是“上不
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之资”。如果实行“人治”，这
些“中主”因不具有一流的德才而无法治理好天下，反之，如果实行
“法治”，“中主”们只要“抱法处势”就行了。可见，韩非子亦认
为治理国家要从“中人之资”出发。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人”的地位被有意无意地抹煞
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把人仅仅划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君
子是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是道德卑劣的人，逼迫每一个人都要在君子
与小人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做君子，要么做小人。

　　可是，君子的标准非常高，远非一般人（中人）所能及。例如，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征诸史实，可以看出，只有
少数人才可以做到讲义不讲利，多数人却难以做到。人首先是一个经
济人，追求利益乃人之本性。对于这一点，儒家这些道德先生远远没
有史家司马迁看得真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多数人总是要为利益奋斗不止的。

　　儒家为了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人才愿达到、才能达到的标准，
就动用了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

　　由此，我们又可弄明白古代社会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即那些儒
家大师们满口“仁者爱人”，可杀起人来却毫无恻隐之心。孔子在鲁
国当官后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杀人如麻，曾
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号称“曾剃头”。对于古代的斩首、满门诛绝、凌
迟这些酷刑，儒家大师们为何不提出异议？原因就在于儒家要求人人
都必须做君子，否则就是小人，而小人又被儒家认为与禽兽无异，《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失之。”人不同
于禽兽的，就那么一点点，君子能够保住这一点点，而小人则不能。
因此，小人就是禽兽，对小人就应以禽兽之道对付禽兽之身。所以，
中国古代对君子仁爱有加，对小人则满门抄斩、五马分尸、千刀万剐，
无所不用其极。

　　用法律强迫多数人去做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还容易导致大量
伪君子的产生，明明做不到，可你非要他做到，他只好做伪君子，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封建礼教之所以被后人痛斥
“虚伪”，就是因为封建法律强迫人们去按只有极少数人方能企及的
圣人礼教标准立身行世，从而导致不少人口是心非，嘴上做君子，暗
里做小人。

　　法律文化是中等人的文化，我们必须从“君子、小人”两极对立
的传统思维中走出来，承认中人的存在和价值，以中人的思想境界设
定法律规范。

　　注：引自检察日报1999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