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在进行的“严打”整治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

拥护。但也有个别人提出，法律应该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严打”

是否有悖于这一原则？为此，我翻阅了一下西方近代法制史论著，发

现在特定时期严厉打击某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我们的“严打”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是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刑事立法。在立法内

容上，该法典体现了《人权宣言》提出的刑法原则，废除了封建刑法

中的宗教罪和所有肉刑，将死刑的适用范围从大革命前的100多种减

少到32种，确立了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创造了绝对的确

定刑制度，并取消了封建刑法中的所有刑罚赦免权。



　　但到了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后，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社会动荡不安，拿破仑立即着手组织刑法典的制定工作，经过六年的

起草、讨论和修改，法典于1810年2月通过，次年1月1日生效。该法

典适应形势的需要，放弃了刑罚宽缓化原则，重新走向刑罚严厉化道

路。



　　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好转，从19世纪30年代起，法国的刑罚又趋

向于宽缓。



　　20世纪70年代，由于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刑

罚严厉化的回潮。法国的反应比较迟缓，直到70年代末期才显现出来。

德斯坦总统执政后期颁布的1978年11月22日法和1981年2月2日法是两

个最先表现刑罚严厉化回潮的法律。前者是关于刑罚执行的法律，它

为暴力犯规定了刑罚“安全期”，“安全期”对于有期徒刑犯为刑期

的1/2，对于无期徒刑犯为15年，在“安全期”内，被判刑人不能享

受减刑、监外执行、出监探视、半自由、假释等待遇；后者称“安全

自由法”，它缩小了对暴力犯适用缓刑和减轻情节的范围，并缩短了

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



　　1981年左翼党上台后刑罚宽缓化得到恢复。但1986年随着右翼党

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法国刑法再次转向刑罚严厉化。



　　可见，数百年来，法国的刑罚一直在宽缓和严厉之间摆动。



　　意大利1930年10月制定了“罗科法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

大利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试图减缓“罗科法典”中的严厉镇压色彩。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意大利社会的犯罪情况出现了新的特点，

“有组织犯罪”成为严重困扰意大利社会的突出问题。为了应付犯罪

形势的重大变化，意大利这一时期颁布了若干“紧急法”，加强了对

恐怖主义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如：1979年12月15日出台关于打

击以恐怖主义和颠覆民主制度为目的的犯罪的法律和1982年12月23日

出台关于打击黑手党式犯罪的法律。在同有组织犯罪的斗争中，大规

模的搜捕、调查和审判活动需要大量法官、警察和宪兵的配合以及足

够的监狱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使刑事司法机关从为数众多

的轻微刑事案件中摆脱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主要目标上来。这时，

“非刑事化”也应运而生。所谓“非刑事化”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对部

分轻微的犯罪转用行政罚款的方式处理，并在刑罚制度中引进半日监

禁、限制自由等替代性措施。这种“有所不为”正是为了“有所为”

（即集中主要精力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类似上述法国、意大利的事例在西方近现代法制史上俯拾皆是。



　　这种规律性的现象，在两千多年前就被中国古人表述为“世轻世

重”。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刑罚的轻重应该根据社会秩序的状况来决

定。



　　如果社会矛盾缓和，歌舞升平，那么刑罚就宽缓一点；如果社会

矛盾尖锐，邪气冲天，那么刑罚就应严厉一点。



　　法律是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不承认法律的稳定性，朝令夕改，

等于无法；但拘泥于法律的稳定性，不知道与时俯仰，不懂得抑扬顿

挫，不明白法律以社会为基础，而非社会以法律为基础，那正被美国

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中：“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学家，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大傻瓜！”



　　注：引自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7月4日。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43656